尽管我很担心京城洛阳的动向，但曹叡离京之后，我就没法得到第一手的最新消息了。作为一个外将，朝廷中的事本来也不是我应该过多关心的。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我才收到从洛阳寄来的第一封信，却不是曹叡写给我的，而是曹植。

这封信的到来也是出乎意料的。曹植是朝臣、又是亲王，我则是统兵的外将，我们两人的身份是最不适合有私交的，若是被别有居心的人抓住把柄，甚至有可能殃及身家性命。然而我忐忑不安地拆开一看，却发现这封信不是私交，而是“官方”的。

是曹叡让曹植写这封信的。曹植在信中说，皇上不便亲自写信给我，便委托他代写这封信，向我转述皇上对我的思念和关怀，请我放心阅读。在这封信里，曹植详述了京城谣言事件的前后经过。想来是曹叡知道我在意这件事，特意让他写信告诉我。

京城流传曹叡在江陵城遇刺的谣言，其实早于九月初九重阳节行刺事件的真实发生。

曹植说，自从曹叡御驾亲征之后，京城便有点不太平。先是洛阳附近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导致洛水和伊水水位暴涨，部分地区农田淹没、房屋倒塌，洛阳城内城外都有许多受灾的民众。赈灾这件事就让朝廷忙了一个多月。大量灾民会给京城带来不稳定因素，以陈群为首的留守官员们不敢大意，悉心应对。好容易把这件事处理得差不多，京城周边地区稳定下来，灾后重建稳步展开，大家刚要松一口气，有关曹叡的谣言却多了起来。

先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言，皇帝在西北前线受了伤，生命垂危。陈群紧急派人去长安核实，确认消息是假，大家才放心。后来西北战事平复、诸葛亮撤军，曹叡派人回洛阳传递消息，同时告诉朝臣们说自己要南下荆州巡视，暂不回朝，朝臣们的心又开始七上八下。

遇刺的传言，最早是在八月底出现的。到底是谁传出来的，至今也没有追查出来。不同的是，这一次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连陈群和曹植都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得消息，并都以为对方已经知道了。曹植火速进宫去见自己的母亲、太皇太后卞氏。见过大风大浪的太皇太后劝他先不要着急，等派人确认了情况之后再决定。所以，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刘放那道奏折中所说、有人要拥立自己继任皇位是怎么回事。

回京之后从祖母口中听说了这件事的曹叡，选择相信自己的叔父。但对上书江陵的刘放，他也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并未特意追究他的责任。

曹植说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不了了之，曹叡的立场也很艰难。他说自己在内、我在外，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成为曹叡和大魏朝最坚实的支柱。

这封信总算让我放心下来，感觉努力没有白费，尽管为此差点大闹一场。但愿随着时光的推移，曹叡能够继续保持信任别人的能力，千万不要变成曹丕那种疑心病。

我写了回信给曹植。考虑到这封回信很有可能也会被曹叡全文看到，我没写太私人化的东西，倒是花了不少笔墨表述曹叡离去后的思念之情，也顾不上在意曹植的观感了——不要脸就不要脸吧，反正不是外人。

很快，随着司马懿在宛城正式就任，荆州地区的统帅风格也随之一变。上一任夏侯尚的作风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夏侯尚本人与荆州几乎所有将领都认识，甚至都曾经协同作战过，彼此熟悉，不需要太多的沟通。后期夏侯尚身体一直不好，风格更趋松散。而司马懿是从中央朝廷空降而来，在荆州地区既无根基也无威望，大部分将领甚至都没见过他的面。因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他亲自去过襄阳、樊城、江夏等重城，实地考察城防，顺便也跟守将们见见面。他唯一没去的重城大概就是上庸。当然，他也没浪费时间再跑一趟江陵，只是让我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总了江陵的兵员、物资等数据。

我的直觉告诉我，司马懿这些动作只是刚刚开始。他自从接下这份任命开始，就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我也不太清楚曹叡有没有在宛城与他谈及统一天下的理想。如果他这样做了，以司马懿的能力和野心，会积极开展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

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就是孟达了。在我按照司马懿的要求递交述职报告后不久，破天荒地收到了孟达写来的信。信中他旁敲侧击地询问我，与司马懿交情如何、他对我的述职报告做何要求。我想孟达自己应该很清楚，因为某些不方便公开谈论的原因，司马懿对他相当厌恶。

这样的情况，或许只能说一句自求多福。毕竟这种结仇原因，的确不常见。

在日复一日相似的生活中，太和二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