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长也意识到自己讲得太专业,于是改口道:“拿一个具体的案子审理过程为例吧!王加根把起诉状交给我,我会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条件就立案。立案后,你们得把起诉状副本送给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同时告诉被告人,必须在十五天之内提出答辩状。当然,被告人不提出答辩状,也不影响案件审理,但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到。开庭审理时间确定后,你们再向被告送达传唤传票,通知他们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开庭审理的时候,如果有人故意捣蛋,扰乱法庭秩序,你们就要及时制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过两天,我再向法院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们配根电棍。”
“电棍肯定少不了啊!不然的话,还算什么法庭工作人员?”饶春芳接过郑庭长的话头子,得寸进尺地提出,“最好给我们一人弄身警服,再配一把手枪。”
这话引起哄堂大笑。
郑庭长嘻嘻哈哈地说,警服可以商量,手枪估计有点儿难。他接着说,案件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还是执行。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之后,当事人有可能拒绝履行,大家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是最让人脑壳痛的事情。”饶春芳又插话,“我们以前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官司打赢了,但钱拿不到。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找法院吧,还得交执行费,而且最终也没什么效果。”
“执行难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不光我们孝天市,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这也是各级法院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执行局或执行庭的原因。”郑庭长诚恳地回应,“我们经济审判室情况比较特殊,A银行是按照实际收回贷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给我们费用。如果我们不能突破执行难的瓶颈,前期工作就白做了,所有的努力就等于零。因此,必须在执行上多花点气力,取得实效。大家要齐心协力,尤其是老饶、老易和小张,应该充当执行的主力军。”
在执行的措施和手段上,郑庭长也列举了很多。比方,要求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弄虚作假,可以对其予以罚款和拘留。被执行人隐匿财产,法院有权进行搜查。还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他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一旦查到了,就可以扣押、冻结、划拨或变价处理。对被执行人的房产或汽车,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或者变卖……
听过郑庭长的一席话,王加根基本上弄清楚了经济审判室的性质和工作流程。说白了,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审判机关和银行各取得需设立的。法院看中的是银行的钱,银行看中的是法院的审判权。美其名曰“合作双赢”,其实就是钱权交易。从内心讲,他认为这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是个畸形儿。
法律上明文规定,审判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时,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郑庭长和潘蕾是法院工作人员,其工作业绩及经济收入与银行收回的不良贷款直接挂钩,显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与A银行孝天市支行员工合署办公,天天搅和在一起,当然“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只要对方当事人申请回避,他们就不能够参与案件审理。市法院的头头脑脑明知道这样做不合法,还要坚持这么弄,显然是利益驱使。
既然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王加根也不想去当半吊子。“银法合作”也好,钱权交易也罢,只要能够把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收回来,也是一件好事情。
他向饶春芳要了一份不良贷款清单,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清单是用两侧带有圆孔的白纸打印的。一张一张连接在一起,如同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共二十六页。他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不良贷款的户数和金额,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惊得目瞪口呆。
A银行孝天市支行不良贷款有五百多笔,本息合计近两亿元。单笔贷款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借款人有的是单位,有的是个人。贷款逾期时间短的几个月,或者一年多,长的超过了十年。还有A银行成立之前,以中国人民银行名义发放的贷款。
“这是截至今年六月末的数据。三季度新增加的不良贷款还没有统计在里面。”饶春芳面无表情地告诉他。
王加根疑惑地问:“我记得支行今年六月末贷款余额是三亿五千多万,你这张表上不良贷款就接近两个亿。那么不良贷款不是占了全部贷款的一大半?比正常贷款还要多?”
“这有什么稀奇的?”饶春芳不屑一顾,“表上的数据还是好看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水分,实际不良贷款比这要多得多。有的逾期贷款展期了,有的借新还旧化解了,或者已经核销了。还有的贷款,根本就没有在报表上反应!比如支行办的房地产、信托、银行卡那些实体单位,两头在外,账外经营。他们究竟发放了多少贷款,形成了多少不良,根本就不知道底细!”
贷款展期?借新还旧?贷款核销?两头在外?账外经营?这些专业名词王加根不懂,听得云里雾里。
“如果把那些隐藏的不良贷款都翻出来,支行的不良贷款率绝对超过百分之八十!”饶春芳唾沫四溅地下结论。
八成以上的贷款是坏账,正常贷款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如果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贷款能够收到利息,银行肯定入不敷出啊。那么,银行怎么可能赚钱?利润又是从哪里来的?
当王加根提出这些问题时,饶春芳和老易不约而同地笑了。
“赚钱?你真是大白天里说梦话!”饶春芳现出满脸的嘲弄,“孝天市的A银行、B银行、C银行和D银行,有哪一家银行是赚钱的?全他妈的连年亏损!每年都要亏个大窟窿。”
“别说孝天市,就是湖北省,也没有一家银行是赚钱的。全国赚钱的银行也找不出几家。”老易随声附和。
真是这样么?既然银行不赚钱,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的工资那么高?各种福利待遇那么好?既然银行连年亏损,为什么领导们花钱都那么潇洒?动不动就公款旅游,大吃大喝。银行的房子修得那么漂亮,高档汽车买得那么多。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王加根真的糊涂了,想解开的这些疑团,可饶春芳和老易也解释不清楚。看来只能等日后有机会,再去慢慢弄明白。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从那裹脚布一样长的不良贷款清单中,挑出几笔来起诉,交给郑庭长审理。只有这样,大家才有事做,经济审判室才能运转起来。
起诉谁呢?清单上的这些借款人,王加根一个也不认识,对于他们的情况更是两眼一抹黑。挑几笔金额比较大的吧!如果贷款金额太小,劳神费力地起诉,走那么多复杂的法律程序,又收不回来几个钱。划不算!起诉那些贷款金额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贷款不仅金额大,而且逾期的时间长,会不会超过了诉讼时效呢?
王加根警觉起来。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清单上那些逾期时间超过两年或者接近两年的贷款,不知道A银行催收过没有,拿不准哪些是在诉讼时效以内,哪些超过了诉讼时效,他不敢盲目起诉。
在与郑庭长沟通后,他决定到到支行信贷部门去了解一下,翻阅信贷档案,并向洪远平行长汇报——不论起诉哪个借款人,都必须征得洪远平的同意,还要取得他的授权委托。
王加根来到支行信贷股查阅信贷档案,再一次震惊了。
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档案室很宽敞。方方正正一个大房间,放眼望去,全是绿色铁皮柜。铁皮柜一字儿排开,如同图书馆里的书柜,但每个柜子都是锁着的。打开铁皮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档案盒。档案盒上都有编号、借款人名称和归档日期。可打开档案盒一看,都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有的档案盒里就一张借据,其余什么都没有。
王加根关注的那几笔逾期时间较长的企业贷款,都没有银行信贷员的催收记录,根本没办法起诉。眼见事态如此严重,他大着胆子走进了洪远平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反映情况,表明自己的观点。
“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洪远平对诉讼时效的说法表示质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你该我的钱,我两年没找你要,借的钱就可以不还了?”
王加根笑着说:“法律上确实是这样规定的。作出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
“蔡梅生他们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这么多贷款到期了,怎么会没有催收记录?信贷管理责任是如何落实的?”洪远平非常生气,抓起桌上的内线电话,“蔡股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没过一会儿,蔡梅生就气喘吁吁地敲门进来了。
洪远平也没叫他坐,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问他,信贷股十几个人,还有各办事处的信贷员都是吃干饭的吗?贷款到期了,为什么没有去催收?
“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洪行长。”挨骂后的蔡梅生现出一脸的委屈,小心翼翼地辩解道,“我们信贷股的工作职责就是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围绕贷款三查来开展的。贷款快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借款人筹措资金还款。要是逾期了,信贷员不可能不催收!打电话也好,上门也好,肯定不只一次两次。”
“那信贷档案里为什么没有记录?”洪远平严厉地问。
“信贷档案?催收记录这些东西好像没要求归档吧。”蔡梅生回答,“不过,信贷员的工作日志里都有记载。”
“工作日志里的记载有屁用!那是你们自己记的流水账,又没有借款人签字。你说你催收了,别人说你没催收,打起官司来怎么说得清楚?”洪远平大声地吼了起来。
蔡梅生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吱声了。
洪远平气呼呼地坐在转椅上,沉默了一会儿,又问王加根:“你说说,那些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贷款,现在应该怎么弄?”
王加根看了看蔡梅生,又看了看洪远平,说:“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贷款,现在没办法起诉,法院也不可能受理。就算通过郑庭长这层关系,勉强立案了,官司也难得打赢。不过,法律上同时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我建议,发动全体信贷人员,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全面催收。逐笔下达《催收通知书》,要求借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同时要求他们制定还款计划,出具还款承诺书。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银行催收过,诉讼时效就可以中断,从催收之日起重新计算。这样的话,就为下一步的依法清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行!就按你说的办。”洪远平当即拍板,随即拿起桌上的电话,“孙主任吗?你通知一下全体行领导,现在马上到会议室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