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工作没几天，白素珍就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集体旅游。

她是第一次参加工厂组织的旅游，不清楚组织者会提供哪些服务，因此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光吃的东西就采购了一大堆：蛋糕、饼干、馒头、桃子、毛壳鸡蛋，以及老马特意买的两只烧鸡。除了换洗的衣物，她还带了人丹、清凉油、风油精、梅苏颗粒、止痛膏、感冒冲剂、感冒胶囊、红霉素和黄连素药丸，俨然自备了“医药箱”。

通知的出发时间是凌晨四点钟，白素珍整晚上都没睡好。凌晨一点半，她就起床了，这摸摸，那弄弄，检查该带的东西是否带齐了，又切了一大盆喂鸡的蔬菜。好不容易捱到三点钟，她就让老马骑自行车送她去单位。

制线厂大门口停有一大排大巴车，每辆大巴车的挡风玻璃上都贴有号码。白素珍找到五号车，拎着提包爬了上去。找了一个空着的座位，安放好行李，她就开始吃晕车药。

四点整，这只庞大的车队就出发了。路上并不顺利，不时有车子出故障抛锚，或者有人上厕所，或者有人晕车呕吐，车队只能走走停停，行进速度缓慢。

快到九点时，白素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就从提兜里拿出烧鸡，掰下一只鸡腿啃起来。

“怎么这么味啊！”坐在她身后的罗班长突然叫了起来。

“是鸡肉味吗？”她回过身问。

“不是。好像是哪个放了一个屁，这么臭！”

白素珍翻出提兜里用塑料薄膜包着的烧鸡，看到鸡肉上面粘乎乎的，颜色变绿了，散发出一股怪味。会不会是鸡肉坏了呢？想到买这两只烧鸡花了十八块钱，扔掉实在太可惜，她还是勉强把那只鸡腿啃光了。为防止食物中毒，又赶紧吃了两粒红霉素和两粒黄连素药丸。

中午十二点，大巴车在一个加油站停下了。大家纷纷下车，急匆匆地去上厕所，解决完问题的就站在屋檐下或者树荫下乘凉透气。

白素珍上过厕所，回到车上继续吃烧鸡。

“怎么这么味？”罗班长上车后又嚎叫起来，皱起眉头，寻着气味走到白素珍身边，指着她手里的烧鸡说，“就是你的烧鸡！臭了！”

白素珍半信半疑，把烧鸡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又让其他同事闻。

大家都说味了，变质了，这鸡肉不能吃。

白素珍这才站起身，拎起装有烧鸡的塑料袋，下车扔进了垃圾箱。丢鸡的时候，她特别心疼，责怪老马买得太多了。返回坐下之后，她又开始吃黄连素和红霉素药片。值得庆幸的是，直到汽车进入青岛市区，她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更没有食物中毒。

住的地方并非宾馆酒店，而是青岛市粮食局招待所。房间也不够，白素珍她们这些女工住在执行所的会议室。一日三餐比较简单，勉强能填饱肚子。游玩地主要是崂山风景区，看山，看海，看树，看瀑布，看别墅，再就是去市内的商场闲逛、购物。大家都没有带照相机，照相得花钱请景区的摄影师，还得等着取照片——快的要两个小时，慢的得次日再去跑一趟。

虽然与期望值相差甚远，但毕竟是公家出钱组织的旅游，白素珍还是挺知足，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委曲求全地写那份检讨值。不过，旅游结束重新投入到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她又开始不爽了。

她还是在包装车间上班，干的活儿却不局限于包线和折盒。由于订单较少，干着干着就无线可包，也不需要折盒。包装车间的工人就被派往其他车间帮忙，有时去漂染车间，有时去织带车间。说白了，搞包装的成了打杂的。

白素珍再也不敢提换岗位的事。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都不待见她，背地里还骂她“臭娘们儿”。

有一次，她拿了两盒茶叶送到龙厂长家。龙厂长本人不在，是他爱人收下的。

第二天，龙厂长就把茶叶带到工厂，差人把她叫到办公室，毫不留情地退给了她。

厂领导讨厌她，车间主任和罗班长也不把她当一回事。重活、累活、脏活总是安排她去干，让她吃了不少哑巴亏。

白素珍又去找税务局刘局长，诉说自己的屈辱。

刘局长双手一摊，感到很无奈，表示无能为力，还推脱说，税务局也没有多大的权，根子不硬，震不住制线厂。

“如果你是劳动局或者人事局安排的，他们就不敢这样欺负你。他们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税务局有意见，不满意我介绍你去他们那儿上班。”刘局长非常直白。

工作上的事情如此不顺心，家里的事情更是烦死人！

马杰返回柳州之后，不仅不按白素珍的要求给家里寄钱，还发电报来向老马要钱。理由是，他这次回保定听到一个消息，马红结婚时，家里给了她六百元钱，还有四床被子、一个圆桌和一个大衣柜。而他在柳州结婚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要求父母对儿女“一碗水端平”，不要厚此薄彼，搞得大家心里不快活。

“他怎么不跟加根加枝比！加根结婚，加枝出嫁，我们还不是没有给一分钱？”白素珍生气地对老马说，同时也很后悔。

当初老马摔伤后，就不该让张国强给马杰发电报。如果不发电报，或许马杰至今还在玩消失，就不会向他们要钱了。

老马也觉得马杰太过分，当即回了一封信，骂他不孝顺，从来不体贴老人，还把老人当摇钱树。骂他找了个拖儿带女的老媳妇，是自作自受，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不要厚着脸皮啃老人。

“都怪马红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挑拨离间！”白素珍又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二女子。

当初马红出嫁时，好多人都劝白素珍不要给钱，但白素珍心太软，没有听。看到部队分给张国强结婚的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就让他们把家里的大衣柜和圆桌拖了去；考虑到马红单位倒闭了，暂时没有工作，又送给她六百元钱。没想到，马红不仅不领情，还把这些事情告诉马杰，鼓动马杰来找两个老的扯皮。

马红真是太可恶了！上次在老马面前红口白牙说假话，现在又冒出这档子事情。白素珍准备抽个时间去军人俱乐部，问问马红为什么要这么做。

正在她准备去兴师问罪的时候，张国强来了。他沮丧地告诉两位老人，马红怀的是葡萄胎，住进了二五二医院，要做流产手术。

“真是老天有眼，恶有恶报！”白素珍在心里幸灾乐祸。

不过，她没有让这种情绪溢于言表，而是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样子，和老马一起去医院看望马红。

在马红住院期间，她还一直在家里做好吃的送往医院，给马红补充营养，悉心照料。

马红出院后，张国强接到命令，要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值勤任务。

考虑到马红既没工作，又没孩子，一个人住在军人俱乐部太孤单，白素珍又主动提出，让马红搬回干休所家里住。说实话，她提出这个建议心里是很矛盾的。想到自己受了马红那么多的欺负和侮辱，还要让她回娘家生活，白素珍就感到委屈，可不让马红回娘家住，她心里又感到不安。

小女儿同样让她不省心。

马颖已经上初中了，学习还是没起色。成绩差不说，还好吃懒做。要是大人做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自己单另重新做，丝毫也不嫌麻烦。可要是叫她干家务活，她又老大不高兴。马颖睡觉的房间，总是乱得如猪圈儿。特别是做作业的那张桌子，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打开抽屉，简直就像垃圾筐。

白素珍经常教育她，要把房间和学习的地方收拾干净利落，但马颖总是当成耳边风。说多了，她就捂着耳朵不愿意听。

厌学，贪嘴，懒惰，固执，邋遢，简直一无是处。如果说这孩子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嘴巴子比较甜，会待人接物，能和妈妈亲近。白素珍一生气，她就跟着掉眼泪，马上承认错误，请求妈妈原谅。只有这方面，比加枝要强。加枝一旦与白素珍争吵起来，总是黑着脸顶嘴，恼羞成怒，露出一副凶相，要吃人一样。

加枝已经有两年多没给家里来信了。据她大学时的同学讲，加枝在美国一切都好，而且生了二胎，是个男孩儿。

白素珍听过后，丝毫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只要加枝不来信，不向她承认错误，她就难以释怀，不肯原谅加枝。

“收不到加枝的来信，就感觉天要塌了。这种想法是不是太愚蠢？”白素珍有时扪心自问，“自己付出一生的心血抚养她，供她读书，是为了让她发挥聪明才智，成就美好人生，创造幸福生活，为父母争光。虽然她现在学业和事业都荒废了，成了一个生儿育女的机器，但只要她觉得幸福就行。我又何必成天去为她生气呢？她参加工作之后，虽说没有孝敬老人，没有向家里尽义务，但也没有像马杰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里要钱呀！只要她不想方设法搜刮盘剥老人，就谢天谢地，算是孝顺的了。”

加枝出国时，把日记和信件都留在了家里。这些日记和信件，现在都成了白素珍的精神食粮。只要有时间，她就翻出来看。通过了解加枝的心路历程，对女儿进行研究，探究女儿恨她的原因。

每天睡觉醒来，白素珍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加枝。

有时，她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想念加枝。等饭做好了，本来准备喊马颖吃饭，却不由自主地喊成了“加枝”。她恨自己没出息，这么痴情痴意。

有时，她也确实想不通，加枝这么长时间不理她，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未必真的想用精神折磨来置她于死地？那么，她又该如何应对呢？可怜巴巴地去求女儿孝顺她？能起作用么？

她因此烦躁不安，无端地找老马闹别扭。有时闹得两个人整夜不睡觉。老马一发脾气，她就哭。她哭，他也陪着掉眼泪。有时她又觉得不应该这么互相折磨，自相残杀。因为她和老马并无个人恩怨，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和分歧。老马感恩于她对他的照顾，她也很感谢老马对她生活上的体贴和关怀。她下决心不再与老马闹别扭，要陪伴他安度晚年，把小女儿马颖抚养成人。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一九九一年暑假。

八月中旬的一天，凌晨五点钟，白素珍突然听到家里音乐门铃响了。这么早，会是谁呢？她赶紧起床，披上外衣，趿着拖鞋跑去开门。

真没想到，出现在她眼前的竟然是王加根、方红梅和孙女欣欣！她感觉如同在做梦一般。

“你们要来，怎么也不来封信呢？”白素珍兴奋地问，“下车后，怎么不在火车站往干休所打个电话？我们可以要车去接你们。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加根笑着说：“蹓跶回来的。走了快七十分钟。”

“嗨！这么远也不嫌累。”白素珍嗔怪道，又把欣欣抱起来，“累坏了吧？我的宝贝。”

“一点儿也不累。”欣欣大声说，接着又告诉奶奶，“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

“是吗？你才五岁呢。五岁就上二年级呀！成绩跟得上不？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

“语文数学都是一百分！”小家伙非常骄傲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