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教育局出来，王加根并没有去地区实验中学，而是坐长途汽车到花园镇，回到了牌坊中学的家里。
师范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去看望师范时的老书记，空着手肯定不行，何况他还求于别人。当时他囊中羞涩，总共只有几块钱，仅够买回家的车票，就推迟了拜访张雨桓的时间。
家里也没几个钱。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加起来，仅一百多元。八月份的工资发过了，九月份的工资还得等二十多天。把这些钱花光了，家里就没有生活费。
方红梅提议，还是去找邹贵州，预支下个月工资。
唉，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呢？都是跑调动闹的。
王加根初略地算了一下，从起心调卧龙高中到现在，已经花了三百多块钱，事情仍然没有一点儿眉目。
周菊凤曾提醒他，不要一动脚就花钱，一找人就送东西。当初她从市二医院调市一医院时，都是事情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花钱，没有盲目投资。
王加根脸面儿薄，经验不足，觉得空着手去找别人办事不好意思。结果呢？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这次去找张雨桓，能不能不带东西呢？因为家里确实没钱。
“我上班时间去张雨桓的办公室，不上他家。”
“这样不好吧！非亲非故，别人凭什么给你帮忙？再说，现在还没开学，张雨桓也不可能在办公室。”方红梅提出异议。
嘿，他把这茬忘了：暑假还没结束，张雨桓怎么可能在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来到办公室，想看看带班领导是不是邹贵州，想预支工资。结果，是肖玉荣带班。
自打王加根夫妻俩开始闹调动，肖玉荣对他们就不像以前那么器重了。说话总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也很少与他们聊家常。可今天，她却意外地主动与王加根拉话：“昨天我去乡教育组，碰到了丁胜安。我怎么听说，邹山青没有评上地区优秀教师？”
“是吗？”王加根心里一沉。
如果邹山青没有评上地区优秀教师，写他的文章就上不了《红烛颂》。要是这样，前期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今年暑假真是一事无成啊！王加根脸上火辣辣的，感觉非常难堪，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心不在焉地翻了一会儿旧报纸，就灰头土脸地回家了。去不去邹贵州家里呢？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卖麻将的老头儿走进了校园。老头儿向王加根推销麻将，看王加根的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又问他有没有国库券卖，说是可以用现金回收。
“回收国库券？”王加根马上问，“怎么收？”
“九折。十块钱的国库券可以兑换现金九块钱。”
这事引起了王加根的兴趣。
从上班的第一年开始，他每年都会领到一定数量的国库券。最初是五元，后来增长到十元、十五元，现在每年是二十元。这些国库券都是上面强行摊派认购的，钱直接从工资里面扣。虽然国库券到期还本付息，利率比银行存款高，但由于偿还期限长，大家都不怎么喜欢。领到印刷精美、外观酷似人民币的国库券时，嘴巴子总是翘得老高，甚至骂骂咧咧。
王加根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家里的国库券加起来肯定超过一百元。如果能把这些国库券变成现金，他就有钱去找张雨桓。
他开始讨价还价：“为什么打九折？这些国库券都是有息钱的。现在利息我不要，回个本总应该可以吧！”
卖麻将的老头笑着摇摇头，说：“九折已经算高的了，好多人都是按八折收。”
王加根还是动心了。国库券几年后才能兑现，现在拿在手里等于废纸，不如换几个现钱应急。
他咬咬牙，把家里积攒的一百二十元国库券全部交给那老头，兑换成了一百零八元现金。
有了钱，他就让方红梅顶替他补课，心急火燎地赶往孝天城。到地区实验中学后，在门卫的指引下，顺利地找到了张雨桓家。
“我是师范八0级三班的王加根。”他自我介绍。
张雨桓一脸迷茫，显然对这个学生没什么印象。
王加根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太普通了。直到他提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方红梅的老公，张雨桓才恍然大悟，露出满脸的笑容。
“我是听说方红梅找了个同班同学，原来是你啊！”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笑，也用不着拐弯抹角，直接道出了来找老领导的缘由，帮忙催催方红梅调动的事情。
“牌坊乡和卧龙乡教育组都同意了？”张雨桓敏感地问。
“同意了。”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呀！工资又不要市教育局发，他们只是走个程序，下个调令。”
“问题是调令到现在还没有下。”王加根恼火地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急死人！”
张雨桓沉思了一会儿，又问卡点可能出在哪个环节，需要他找谁帮忙。
王加根说，眼下就是不清楚方红梅的《请调报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张国学有没有上交，市教育局领导看到这份报告没有。
“我去找张国学吧！”张雨桓非常干脆地说，“前段日子正好他来找过我，想把学区外的一个学生弄到我们学校读书。”
王加根非常高兴，连声道谢，留下带来的烟酒，起身告辞。
“就在这儿吃中饭！”张雨桓客气的挽留。
“不了！我还要去地区教委问点儿事情。”王加根一边回答，一边出门，噔噔噔地下楼了。
出学校大门时，迎面遇见了王青松。王青松手里拎着个菜篮子，可能是去外面买了菜的。
“巧了！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你？”王青松问。
王加根如实回答：“我有点儿事找张雨桓校长。”
“哦？张校长与我住一栋楼，他一单元，我三单元。”王青松热情地介绍，又邀请道，“到我家里吃中饭！你艳红姨在家。”
王加根想到自己空手打巴掌，不好意思，就撒谎说他有事要去找小舅子。临别时，顺便问了问《红烛颂》定稿没有。
“已经送印刷厂了。”王青松回答，又赞叹道，“你那篇稿子写得真不错！郭教授非常满意，建议放在了全书的最前面。”
“是吗？”王加根喜得抓耳挠腮，有点儿庸俗地恭维道，“都是青松叔指导有方。”
王青松笑笑，未置可否。
“不过，我怎么听说，邹山青没有评上地区优秀教师。”王加根还是有点儿不放心，着急地问。
“怎么可能？所有收进这本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都是获得地区以上荣誉的。”王青松非常肯定地回答，“地区优秀教师里面确实没有邹山青，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王加根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地区教委收到邹山青的申报材料时，觉得事迹比较突出，就推荐到了省教育厅。后来，省教育厅又把这份材料推荐到了国家教委。《红烛颂》正准备交付印刷时，国家教委的批文下来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连王加根都觉得不可思议。邹山青真的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这消息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知道么？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会是什么反应？邹山青会不会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兴得发疯？
带着这些美好的猜想，他神采飞扬地来到市教育局，故意避开人事股，躲躲闪闪地来到招生办，向殷彬打听消息。
“我问过汪股长。《请调报告》转交给他了，但局里还没有开会研究。”殷彬这样告诉他。
王加根一听又傻了眼。如果是这样，张雨桓再去找张国学就没什么意义。他后悔没有先来找殷彬，焦急地问：“下一步怎么办呢？马上就开学了！”
“让张书记找找汪股长。”殷彬冷静的问答，“要是他能出面找分管人事工作的徐局长，把握就更大。”
“好！我下午再去张书记家。”王加根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只能抱着张雨桓的大腿不放了。
可是，当他再次来找张雨桓，要求他去找汪股长或者徐局长时，张雨桓死活不愿意。他说，当初从县师范学校调到地区实验中学时，与徐局长闹过意见；又说，汪股长有一次托他办事，他没有办成。
见张雨桓这样讲，王加根也不想强人所难，但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失望。
张雨桓觉得过意不去，主动提出，可以给汪股长写封信。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张雨桓拿来纸和笔，字斟句酌地写了几句话，装进一个印有“孝天地区实验中学”的信封里，交给王加根。
王加根如获至宝，揣着这封信，再次赶到市教育局。因为怕出差错，他没有贸然去找汪股长，而是先来征求殷彬的意见。
殷彬谨慎地说：“汪股长和张国学坐一个办公室，你这样去找他肯定不好。还是晚上去他家里。办事去领导家里，比去办公室效果好。”
去家里又得花钱啊！王加根开始在心里叫苦。可不花钱事情又绝对办不成，无奈，他只有来到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东西。
当天晚上，他约上小舅子，一起去找汪股长。
按照殷彬提供的地址，两人来到汪股长住的宿舍楼。王加根让敬文提着烟酒在楼道里等候，他一个人去敲门。
开门的正是汪股长。
他热情地把客人让进屋，招呼他们在沙发上坐下。看过张雨桓的亲笔信，又扫了一眼带来的东西，告诉他们，每年的人事调动，教育局都是暑假快结束的时候集中研究。方红梅的《请调报告》他刚收到，已经错过了集中研究的时间。局里不可能为她一个人的事情再开党委会，因此比较麻烦。
“《请调报告》我早就交给张股长了啊！卧龙乡教育组李组长八月十二号签意见，我当天就交给了张国学。”王加根着急地说。
汪股长面无表情：“但我确实是八月二十号之后才收到的。我和方红梅无仇无冤，没有必要扣着她的报告不上交。”
“那现在怎么办呢？”王加根沮丧地问。
“除非有特别抵手的关系，与徐局长打招呼”汪股长说，“人事调动的决策权在领导手里。我们都是办事的，无能无力啊。”
事情就这样搁浅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加根就像疯了一样，先后去找了张雨桓、殷彬、周菊凤、小祝、曹云安、汤正源、王青松和卧龙乡教育组李组长，动用了在孝天城所有关系，还专门去敲过徐局长家的门，但别人没让他进去。到了八月三十号，他不得不返回花园，参加牌坊乡教育组召开的全乡教师大会。
和往年一样，刘福民宣布了干部人事任免和教师调动情况。
牌坊中学有一个教师调到乡教育组，还有一个教师调到桥西中学，其他人基本没动。整个开会期间，王加根非常难堪。
闹得那么起劲，动静搞得那么大，最终哪儿也没有去成。别人不声不响，却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地方。他觉得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是轻蔑、嘲弄、幸灾乐祸的，真希望地面裂开一条缝儿，钻进去。
散会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牢骚满腹：“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就想办法往桥西中学调。”
王加根听到这儿，与老婆争吵起来，闹得很不痛快。
打击还不仅如此。
第二天开会分工，王加根被安排教初二，方红梅被安排教初一，两人都没有担任班主任。
此前，王加根连续三年担任初三（1）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方红梅连续两年担任初三（2）班语文教师。夫妻俩是大家公认的业务骨干，而现在，居然都从初三拉下来了。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不教毕业班，意味着收入会大幅度减少，意味着学校领导不再重视他们了，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声望明显下降。
肖玉荣特意来到他们家，解释学校领导这样安排的原因。
“主要是怕学期中途你们的调令来了，影响毕业班教学。”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听上去没一点儿毛病，但这并不能消除他们对肖玉荣的不满。教书不怎么样，肚子的坏水还不少！
这年教师节，学校给每个教师发了八十块钱，还有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红烛颂》。
翻开《红烛颂》，第一篇就是写邹山青的。王加根拿到书后，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不如意的日子需要冷静，宽容自己，也宽容别人。
寻死觅活会成为幸灾乐祸者的笑柄；诉苦，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同情，只会让朋友厌烦。至于心灰意冷地自暴自弃，那简直就是在毁灭自己！默默地忍受一切吧——紧咬嘴唇，忍住泪！
失眠时，仰卧在床，冷静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切实可行地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明天。
要自信！要永远抱有这样的信念：不懈地努力，迟早是会得到回报的；顽强地活着，便是成功了一半。
得知王加根和方红梅没教毕业班，最高兴的人莫过于程芸。
这个女人已经霉了好长一段时间。虽说她男人最终只判了管制两年，仍然在牌坊中学工作，但少了赌博这条来钱的门道儿，家里的日子过得远不如从前。彩清一个人上班，四张嘴巴吃饭，还有穿的、戴的、用的、玩的，入不敷出。程芸曾试图找份工作，寻点儿事做，但终因没什么技能和专长，又吃不了苦，不得不放弃。没办法，只能降低生活标准。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
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鱼大肉吃滑了嘴巴，再餐餐吃萝卜白菜，哪还有胃口？
因为经济拮据，彩清夫妻俩免不了经常吵架扯皮，甚至大打出手。家庭生活毫无幸福而言。不能设赌场，家里再也没什么人光顾，常年累月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这同样让程芸感到很不习惯，也非常失落。那些过去的牌友，学校的同事，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远离他们。就连屁大点儿的学生们，也总是用鄙夷的眼光看他们一家人，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隔壁王加根一家。加根夫妻俩都成了牌坊中学骨干教师，在初三毕业班“坐庄”。领导重视，教师称赞，学生和家长敬重，经常得先进、拿奖金，红得发紫。听说方红梅在读本科函授，马上就要毕业，又能升职称、加工资；王加根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发表了就能得稿费。学校领导动不动就去他们家喝酒，欢声笑语，吵得人心烦意乱。凭什么他们家人来人往、高朋满座？还有那些学生们，都喜欢他们家欣欣。一下课就往他们家跑，上体育课带欣欣去操场上玩，上音乐课带她去教室里学唱歌……
所有这些，让程芸心生嫉妒，感觉不舒服和不平衡。无奈学校领导喜欢他们，明显表现出对他们的器重。识时务者为俊杰，弄不好王加根会得到提拔。想到这一点，程芸又不敢轻易惹他们，甚至主动向邻居示好，努力改善两家之间的关系。
今年快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的电视机坏了。打开电源开关，既没声音，又没图像。可能是因为马上要放假，学校没有急着找人来修理。
直接受影响的，是常住校园的几家人，以及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广广黄今年初把他老婆和女儿接来了，一家三口住在抽水房。
每天吃过晚饭，程彩清就会带着妻儿到部队抽水房串门，或者在门卫老宁那里聊天，话题总也离不开那台“罢工”多日的电视机。他抱怨学校领导不关心教师，骂邹贵州不是东西。喋喋不休，愤愤不平。暑假开始后，学校里丝毫也没有修电视机的意思。程彩清难以忍受，赌气买回了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还专门请人在他家屋顶上架了天线。自此，他们家又热闹起来了。到了晚上，门卫老宁和广广黄一家三口都会到他家看电视。
方红梅带着女儿从方湾回校后，隔壁传出的电视声音同样诱惑着小欣欣。因为妈妈曾约法三章，不让她去邻居家，她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看图书，码积木，去后院子刨土坑，搭房子，或者跟着爸爸妈妈去校园外面散步，捉蝴蝶，吹蒲公英。
为了炫耀和赌气，程芸看电视时总是把声音调得很大，还故意敞开大门，让外面的人能够看见她家的电视荧屏。
欣欣毕竟是三岁小孩子，哪里抵御住这样的诱惑？她时不时背着爸爸和妈妈，偷跑到隔壁欢欢乐乐家，赖在那儿看动画片。
方红梅见女儿这般没骨气，又恼火又生气，动不动就把欣欣训斥一顿，甚至罚她下跪。王加根则比较大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发现，程芸母女仨并没有为难他们的女儿，有时还主动叫欣欣去看电视。再怎么说，远亲不如近邻啊。既然别人发出了友好信号，他没有理由不响应。或许，欣欣去隔壁家看电视会成为改善两家关系的契机。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是非常幼稚的。
新学年开始，看到他和方红梅同时从毕业班拉下来，意识到学校领导不再重视他们夫妻俩，程芸就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再欢迎欣欣来看电视了。
到了晚上，她总是早早地把自家大门关起来。无论欣欣在外面拍门板，还是可怜巴巴地喊“欢欢姐姐”“乐乐妹妹”，他们都不理不睬。有时大门本来是开着的，看到欣欣往他们家的方向走，大门又会被关上，让欣欣吃闭门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