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份，太阳不知躲到哪儿贪玩去了，天总是阴沉沉的。

清明节那天，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此情此景，总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朗诵那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段日子，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常会怀着忧伤和崇敬的心情，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上坟，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在方湾菜园子村方红梅家里，今年清明节的祭祀活动比往年要隆重一些。在孝天城上学的敬文和腊梅都回来了，全家六口人聚在一起。

堂屋的神台上，摆放着香炉和两根燃烧着的蜡烛。方父关上大门，和方母一起把厨房里的饭菜往八仙桌上端，来来往往地跑了好多趟。这些食物是祭祖的，暂时还不能食用。饭菜全部上桌后，还要给祖先们斟上白酒。

接下来是烧纸。方父把特意买回来的黄表纸解开，抽出几张用打火机点燃，放在正对着八仙桌的地面上。然后不停地往火苗上添加纸张，直到形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堆。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拿起黄表纸，跟着往火堆上扔。投放纸张的同时，每个人口里都念念有词，祈求祖先保佑。方父方母反复念叨的，是保佑敬文和腊梅考上大学。

没一会儿，整个屋子里就烟雾弥漫，黑灰到处乱飞，熏得人眼泪直流。大家坚持把纸烧完，没有人随便离开。

方父从里屋拿出一个灰色麻布袋子，铺在正对着火堆的地面上。他双膝跪在麻布袋子上，双手趴地磕了三个头，再站起来作了三个揖。方母紧随其后，也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身作了三个揖。然后依次是红梅、腊梅、敬文和敬武。全家人磕头作揖完毕，等黄表纸烧完之后，再打开大门，到门口燃放鞭炮。

这个环节，敬文敬武是最积极的。他们一人拿了一卷浏阳电光炮，一边往大门外走一边拆开。把两卷鞭炮平摊在门口的地面上，两人分别点燃。很快，劈里啪啦的响声震耳欲聋，鞭炮的碎屑到处跳蹦，白色的烟雾四散升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放过鞭炮，在家的祭祀活动就算告一段落，大家准备去墓地。方父扛起一把铁锹，方母拎起装有碗筷、酒瓶和酒盅的竹篮子，敬文提起装着黄表纸、线香和蜡烛的塑料袋，敬武抱着两卷鞭炮，红梅和腊梅把八仙桌上的食品挑了几样拿上，一个跟着一个，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穿行。

菜园子村没有公共墓地，死了人通常都是埋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方家老奶奶是去年秋天去世的，入土时间还不到一年，坟墓被绿油油的麦苗掩埋着，坟头上的野草不是很茂盛，还残留着花圈的骨架。

墓地的祭祀仪式大同小异，烧香、化纸、磕头、作揖、燃放鞭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多了修整坟墓的环节。

上完坟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突然感觉头晕，走路不知轻重，脚似乎踩在棉花上一样，飘飘欲仙。紧接着，肠胃也开始闹腾，一股辛辣的暖流直冲喉管。她蹲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呕吐起来。

方父、方母、敬文、敬武已经走在前面，留在她身边的只有腊梅。妹妹关切地问姐姐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

红梅抬手抹了抹嘴唇，揩了揩眼泪，红着脸回答：“可能是昨晚上没盖，凉了肚子。”

“那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腊梅着急地建议。

“不用。回家休息一下，喝点热开水就会好的。”红梅边回答边站起身，继续用手背擦着眼泪，跟在家人们的后面，慢慢地行走。

吐过之后，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不过脑子更乱，甚至有点儿惶恐不安。她心里很清楚，呕吐并非晚上“凉了肚子”，极有可能是怀孕。她私下里推算过，三月十五号就该来月经，而今天都四月四号了，还没有动静。超期一个礼拜时，她就有点儿慌乱。不过，还心存侥幸，毕竟以往月经提前或延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可随着超期越来越长，她的忧虑就与日俱增。

自从突破男女之间最后那道防线，她和王加根见面，总会不由自主地做那个事情。尽管选择的是“安全期”，但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并不安全。本来，方红梅这个周末是准备去牌坊中学，把可能已经怀孕的情况告诉王加根，一起商量对策的。还没有等她动身，加根就来信了，说这个周六周日要参加自学考试，正式开始奔文凭。

现在奔文凭的途径较多，且各有特点。脱产进修、函授、夜大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学制相对比较固定，专科三年，本科五年，坚持学完一般都能够毕业；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规定的课程就能毕业，在学制上没有保障。有的人很快，两年或者三年就能够拿到文凭；有的人则比较慢，需要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还有的人考考停停，终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方红梅接受一些老教师的建议，准备报考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她曾劝王加根与她一起报考，王加根没有同意。

加根有自己的考虑。

他沉迷于文学创作，正在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作家梦。因此，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太多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习学制太长，需要五年时间。与其花五年时间奔文凭，不如用五年时间写小说，说不定能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然而，大学文凭又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的学历有硬性要求。小学教师必须取得中专文凭，初中教师必须取得大专文凭，高中教师必须取得本科文凭。文凭达不到任教学段的要求，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都会吃亏，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出局。

正在他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省报上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湖北省即将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他觉得这种奔文凭的方式比较适合自己。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虽然难，但学习方式灵活，无须受制于人。平时在家里自学，每年四月份和十月份到孝天城参加考试。考试合格一门，拿一门单科结业证。全部课程合格后，就可以用单科结业证去换取大专文凭。

今年四月上旬，是王加根首次参加自学考试。方红梅不想在这个时候去叙说自己的烦心事，怕影响他复习。等他考完试再说吧！

清明节过后，在焦虑不安和提心吊胆中苦熬十天，总算等来了周末。周六吃过午饭，方红梅就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她准备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坐火车去牌坊中学。

顾不上去孝天一中见弟妹，她直接去了城站路上的孝天地区妇幼保健院。

排队挂号。交费。尿液化验。抽血检验。

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笑容满面地通报：“恭喜你有喜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方红梅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满是忧郁。

女医生还在一个劲地告诫她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问题。

她感觉浑身发冷，手心冰凉，木然地站起身，慌慌张张地走出妇幼保健院。来到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她手扶铁栏杆，摇摇欲坠。

怎么办？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居然有了身孕。这让她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外人指指点点，朋友议论纷纷，同事嘲笑，同学讥讽，父母责骂……这些都会铺天盖地。

唾沫星子淹死人啊！

想到这里，二十一岁的方红梅不寒而栗，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进站了，她跟在拼命拥挤的人群后面，最后一个上车。

车上水泄不通，别说座位，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人挨着人，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如打楔子一般，活动一下就非常困难。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乘客拎着的熟食味、汽油味、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柏油马路散发的沥青味，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她一阵阵作呕。

真是比死去还让人难受啊！

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孝天达火车站。

方红梅买好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看到一些年轻的女旅客与小孩子亲昵嬉戏，女性的母爱油然而生。

她双手放在肚子上，开始胡思乱想。

“我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啊！假如你能够顺利出生，我同样会像那些母亲一样爱你，为你倾注全部心血。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姑娘，还没有结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命运怎么要如此捉弄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又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牌坊中学。投入王加根的怀抱后，她迫不及待地把这条说不清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消息，告诉了心上人。

王加根自然也很震惊，好半天没有做声，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婚？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不具备结婚的条件。他才二十岁，还不到法定结婚的年龄。当然，这个可以变通处理，先不领取结婚证。可问题是，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两手空空，兜里没钱，地地道道一个穷光蛋。他和方红梅又不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扯着。生了孩子怎么办？就算他们不在乎这些，红梅的父母能同意么？

还有一点，也是让他想起来就后怕，甚至有点儿胆颤心寒的。结婚之后，他们就得围着小家庭转。整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吃喝拉撒和抚育小孩操劳，他的自学考试怎么办？方红梅的函授备考怎么办？他们的事业、前途和理想不是都完了？

如果不结婚，就只能去医院引产，把这个孩子做掉。

两人权衡利弊，痛苦地商量了一晚上。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狠心做掉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小生命。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骑自行车带着方红梅，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到妇产科要求引产。

“你们是夫妻吗？”妇产科医生敏感地问。

方红梅没有做声。

“是！”王加根果断地回答。

“那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看。”

“结婚证放在家里，没有带来。”王加根继续撒谎。

“那不行！我们必须确认你们是夫妻关系，才能做流产手术。”

两人面面相觑，只能闷闷不乐地离开。

在这家县级医院碰壁后，他们又带着侥幸的心理，前往花园镇医院和花园区卫生院。结果，别人都要求他们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既然公立医院不行，那就去私人诊所试试。就算做不了流产手术，开点儿堕胎药也行。

据说，离花园镇十几里路的江河村有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看病神奇，被人们誉为神医。

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往江河村。

见到老中医，王加根谎称他们是花园铁路技校的学生，正在谈恋爱，做出了丢人的事情，求老中医帮助他们堕胎。

老中医听过王加根的陈述和要求，不假思索地回绝了，还说自己最见不得乱搞男女关系、作风不正派的人。

王加根重申他们是恋人，并不是乱搞。

“恋人毕竟还没有结婚嘛！没有结婚就怀了孕，不是乱搞是什么？”老中医反问，“你说不是乱搞，那怀了孩子为什么要打掉？第一胎，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王加根无言以对。话不投机，他只好拉起方红梅的手，准备离开。

“如果你们愿意出一千块钱，我可以考虑帮助你们。”在他们快走出大门时，老中医突然亮出了底牌。

一千块钱？原来这老东西是想敲竹杠。

“如果我们有一千块钱，就不会为结婚犯愁了。我们肯定会举办一场红火热闹的婚礼，然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用得着找你？”王加根心里这样想，没有理会这个老奸巨滑的老中医，径自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两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他们坐在宿舍里相对无语，不后悔，也没有埋怨。他们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慎重的考虑，王加根提出，先领结婚证，再去正规医院做流产手术。

他们没有单独的户口簿，领结婚证必须由单位出证明。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未婚，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而他只有二十岁。怎么办？只能找丁胜安帮忙，求他开证明时虚报年龄。

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二话没说，就开了个“虚假证明”。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揣着结婚证，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结婚证，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还要单位开证明，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

这多麻烦啊！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丑事么？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两人听过之后，如霜打的茄子。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休息，自己骑上自行车前往丁胜安家里。

运气还不错，丁胜安正好在家，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赵乾坤和邹肖小学校长邹山青。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抹长牌。屋子里烟雾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必须重开。

“真麻烦！”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自己把证明写好，我来盖章！”

听到这句话，王加根心里窃喜。

他灵机一动，拿出一张白纸，对校长说：“我没有带钢笔。您干脆先把章盖上，我回去写。”

丁胜安犹豫片刻，还是喊他老婆把皮包拿过来。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在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

王加根道过谢，赶紧告辞。

回家开好证明后，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又审问：“既然是第一胎，干嘛要打掉？”

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老公在搞自学考试，两人都在奔文凭，想晚两年再要孩子。

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于是拿起钢笔，开了处方，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交钱。

交过二十元手术费，回妇产科时，方红梅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影。她本想过去安慰他几句，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就放弃了这种打算。

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履沉重地走进手术室。

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麻木不仁，按部就班地忙碌着。

方红梅踏上手术台垫板，双腿不禁微微发抖，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她平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闭上眼睛。

“把吸引器拿过来！”女医生吩咐护士。

接着，她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浑身肌肉突然收紧。

吸引器伸进□□，如同刀子在腹腔里剐，抽血，割肉。那简直就是绞肉机，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

王加根，你来呀！让我抓紧你的手。你来呀！王加根。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

“你几个月了？”女医生突然问，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

方红梅睁开眼睛，微微偏过头：“两三个月吧。”

“做女人真是难。你这多遭罪啊！”女医生絮絮叨叨，“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哪里管女人的死活！”

胀痛难忍。

方红梅禁不住呻吟起来，用微弱的声音问：“快完了吗？”

“快完了？”护士没好气地回答，“才开始呢。”

女医生白了护士一眼，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儿。有点痛啊！你再忍忍。”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为了保全名声，就算是疼死，自己也认了。

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说：“好了。”

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穿好衣服，缓慢地走出手术室。

王加根迅速迎上去，扶着她，缓步走下楼梯。走出医院，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

“我直接坐车回去吧！明天还要上班。”方红梅说。

加根有点儿担心：“你行吗？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去。”

“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今天必须回去。”方红梅坚持要走，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

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王加根买好车票，把方红梅送进站台，送上列车。

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逐渐消失时，王加根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失声痛哭起来。

刚才在医院，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他就一直想哭。只是因为人多眼杂，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内心却早已泪流成河。他骂自己是混蛋，没有用。有女人爱，却没有能力娶别人。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勇气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人吗？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的孩子？”他痛骂着自己，同时又想起了父亲和继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