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律师是一位比龙玛茵高一个职级的年轻男子。龙玛茵接到他的通知邮件时，下意识地上网搜索了一下他的过往职业经历。读完法学院后，他在本地的监管部门工作了五、六年，这才跳槽到银行来，负责金融犯罪方面的调查工作。

巧合的是，这位调查员和龙玛茵是大学的前后辈关系，因此龙玛茵跟他打交道前，有那么一瞬间，自然而然地感到几分亲切。

然而龙玛茵很快警醒自己——这可不是拉投资的恳亲会，龙玛茵作为吹哨人的“攻方”，和这位律师作为银行代表的“防方”，从根本利益上就是相互矛盾的。

哪怕龙玛茵嘴上的由头说得再漂亮，在龙玛茵把有意将银行的事情曝光到政府面前的那一刻，龙玛茵就成了所谓的“吹哨人风险”，自动地站到了银行的“对立面”。

毕竟她作为“银行人”，本职工作应该是帮助银行渡过“难关”，解决“危机”，而不是“一五一十”地记录银行的过失，让银行付出任何“可避免的代价”。

“你反映的情况，包括你提交的证据，我都已经很仔细地看过了。有一件事我想跟你确认一下，这一点对于我对着整个案子的判断，非常重要。”律师谨慎地开了口。

“我知无不言。”龙玛茵也十分平静，她知道自己说的话，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事到如今，她没法从吴索夫和白克薄给她布下的自证陷阱里走出来，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让吴索夫也尝一尝自证陷阱的滋味？！

“你说投票当天与会的人，一共有二十多个——你平时每次投资委员会都会参加吗？”律师一遍记笔记，一遍直勾勾地通过摄像头盯着她。

“不是的，平时需要投票通过注资的投资委员会，在吴索夫这个组，只有审阅基金的研究员会参加。吴索夫把般若基金报告主笔人任务分配给了他自己，所以他一定会参加；如果吴索夫把般若基金报告分配给金四喜写，那金四喜就一定会参加。

然而像这次般若基金这种，投了又撤，撤了再投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经手过，所以我特地向吴索夫提出来，希望可以参加，吴索夫也书面同意了——请看我上传的聊天记录证据。”龙玛茵低头点开证据汇总邮件，念出了聊天记录的日期和时间。

“好的；还有一件事——我后来发现，虽然投资委员会会议是29号召开，但是投资委员会没有立刻投票表决，是吗？”律师翻阅着投票表决的记录，若有所思。

“是的，29号那天讨论完毕之后，有的基金经理立刻就口头表示同意注资；还有的人，包括首席投资官，觉得还要再想想，就说过两天再投票。后来一直拖到了两周以后，也就是差不多次月12号，般若基金才正式获得了足够的票数，在流程上获得被注资的资格。”龙玛茵凭着自己的记忆，如实表述。

“也就是说，吴索夫的报告在31号发表，是在投资委员会会议29号开展完毕之后，但在次月12号投票结果揭晓之前，是吗？”律师步步紧逼：“我是中立的，我并无意给吴索夫开脱或者说话，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吴索夫就算在29号的会议上没有声明风险，他过了两天改了主意，觉得有风险，然后就改了报告，通知各部门去看？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可能是沃迪主管自己失察，忘记看吴索夫报告，而不是吴索夫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

龙玛茵无语凝噎，被这个律师的思维震惊到差点说不出话。原来这就是所谓的，逻辑鬼才？

清了清嗓子，龙玛茵耐下性子，提出了几个疑点：“首先，我举报吴索夫渎职失察，撒谎推责的根本，并不是吴索夫是否及时通知了投资委员会般若基金的风险，而是吴索夫书面强调自己在29号当天的会议上通知了风险，事后还用31号的报告去作伪证误导沃迪主管，让沃迪主管和我们其他人自我怀疑29号的听觉和记忆。

如果他是事后改了主意，他完全可以承认自己在29号开会的时候没觉得有风险，而是深思熟虑后，在31号改了主意所以在报告的结论里特地标注了风险。

拜托，承认自己改变主意又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真的有这么难吗？他为什么跟沃迪主管争辩的时候，一字不提这个转变，而是坚持书面声称，自己29号就已经在会议上说过了呢？

你是律师，你肯定知道举证的基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我主张吴索夫29号没说任何风险，我证明不了没发生的事情，既然吴索夫坚称自己说了，就请他提供证据吧，而不是反复重复自己的，一面之词。”

律师点了点头，一边示意龙玛茵继续，一边在键盘上运指如飞。

“第二，你的确是中立的律师，所以不知道我们这个org运行的情况。我们的数据库在任何用户发布新报告的时候，都会自动发出通知邮件，告诉大家这个报告已经写完。诚然，如果一个人很关心一家基金的动向，或许会设置提示或者是亲自到邮箱里去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最新的信息。但是我们整个org有上百人，忙起来的话，这个数据库一天给每个人发上百封报告发布的通知邮件，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沃迪主管在29号听到吴索夫说般若基金没问题的前提下，怎么可能未卜先知，破天荒地预测到，两三天后的吴索夫突然会修改判断，改判般若基金为高风险，暂缓投资呢？吴索夫为什么不写个邮件给所有投资委员会的人打个招呼，告诉他们，自己的报告结论要180度大转弯了？

打个比方，你家用的WI-FI网络，每天都正常供应，运营商也跟你说没问题，你就在家正常上网；如果没有任何负面消息或网络卡顿，你会突然打电话给运营商，去咨询今天网络信号怎么样吗？”说到这里，龙玛茵觉得律师之前假设的逻辑十分可笑，便又提出一个致命的第三点，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收官答案：

“吴索夫和金四喜这几年，为了保证自己的饭碗稳固，特地用非常低劣的效率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甚至非常直白地告诉我，写得越慢，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就越大，银行就越不可能裁员裁掉他们。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之下，吴索夫和金四喜不断地积压大量未完成的报告。你可知道，原本内部规定的截止日期，是90天！也就是说，每和一个基金开一场会，我们原本应该在90天内完成相关的会议纪要和报告，因为90天已经非常长了，长到足以让一个基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关门大吉。

然而事到如今，吴索夫和金四喜手上最老的报告，远在24个月之前就该完成了！可他们硬是拖到今天，都没有完成。你知道吗，24个月之前的那些会议，是新纳入投资组合的全新基金，跟般若基金一样，也是需要投票才能注资！”龙玛茵爆出“24个月未完成”的一瞬间，她捕捉到屏幕上律师的瞳孔明显放大。

“你是说，有的基金虽然走完了投票流程，研究报告却一直没写吗？”律师似乎开始跟上龙玛茵的节奏了。

“正是如此。没有报告，就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这个组对基金风险的判断。试问，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发布报告的那一瞬间，主笔人有权对报告的结论进行修改，而读者才是有义务追踪报告变化，发现结论更新的那一方，那么请问，24个月过去了，那些基金都已经被注资一年多了，现在再发布报告说他们危险重重，不该注资，按照你的逻辑，这难道还是沃迪主管，甚至是我们其余这些读者的罪过？

我们每个人出于基本工作需求，每天要阅读的材料就有可能高达百页，难道还要为了吴索夫和金四喜的无能，连续追踪关注一个拖延成疾的基金初始报告24个月，来确保吴索夫和金四喜有没有后知后觉，改变心意吗？

这种迟来24个月的所谓“警示”，还有任何‘未雨绸缪’的意义吗？如果这些基金真的出了事，暴雷了，客户提起诉讼，指控银行渎职，请问我们该给客户看什么？看我们迟交两年的报告上写着‘重大风险’，但是两年前的投资委员会投票决议，全票通过，立刻注资吗？”

律师默默无言，呼吸都加重了几分。双手的手指交叉着，盖住自己的鼻子，律师思索了片刻，终于回应了龙玛茵：“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肯定是不行的。迟交24个月，这个报告还有什么写的意义？沧海桑田，只是为了走过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