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时。
学校要求写诗,命题是形容家人,当时的同桌写爸爸像太阳,妈妈是月亮,照亮他整个世界。我没有那么美好的想法,当时我的爸爸妈妈正在为对方歇斯底里,不留余地的争吵让我全身都乌青,我无法想象同桌拥有的幸福与光明,我只觉得他们带给我黑暗。
我对着同桌的诗思考很久,一笔一划写下爸爸妈妈是分离的岛,我是他们裂出来的残缺。
所以我会叫夏屿。
所以我是一座孤独的小岛。
*
我的成长经历比起同龄人多了点艰难。
从我记事起,我就经常被锁在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的门年久失修,根本关不紧,经常在黑暗里透出一条昏黄的光,那道光里有铁锁被扭曲的影子,有爸爸揪着妈妈头发的景象,有妈妈跪在地上哭泣的场面,也有爸爸妈妈在有一群人的牌桌短暂和平的时刻。
我记不得自己被锁进去多少次,那道关不紧的锁其实我可以推开,但每次我推开都会有很可怕的后果,所以我很快学乖不去触碰。
只是在被锁进去的每一次,安静地待在里面,透过那道光,看外面香烟环绕、堪称光怪陆离的世界。
我的童年一片黑暗,唯一的颜色就是那道昏黄的光。
我总以为活着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要这样,小时候要乖乖地待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直到自己长大。
就像种子。
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
直到有天那扇门被人打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走进来抱起我,她的样貌我记不太清,只知道她跟爸妈说了些什么,爸妈不情不愿地同意。
那之后,我有了一支笔,一些书,一个装书的包,还有一套校服。
我的世界开始开阔,然后又陷入另一种绝望。
因为我发现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要在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长大,与我一样的人,和我一样的小孩,他们和我不一样。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件事,去接受这个颜色多起来却让我感到无所适从的世界。带我来这里的女人是我的班主任,她经常找时间和我谈话,在父母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时,把我带去她办公室。
她很年轻很严厉,脸上都是雀斑,班里的调皮小孩经常因为受不了她的管教,私底下叫她丑八怪,老妖婆,我每次听到这些就会跟别人打架,每次打完架总是会被她教训。
我的父母不会管我,但她会,我打一次架,就会被她罚一次扎马步。
马步扎得很累,经常扎得我眼泪直掉,眼前发晕,但她却从来不肯放松。久而久之,我对她甚至也产生一种怨恨,我想我为你打架,你为什么要罚我,又凭什么罚我?这样的话我下次再也不会为你出头,我也要跟别人一样叫你丑八怪,老妖婆。
但是她却说:“你愿意叫就叫好了。”
我掉着眼泪,瞪着眼盯她,哭得满脸都是水。最后她没办法,让我到她桌子上写作业,当时天已经很晚,月亮挂在校门口老树枯枝枝头,飞蛾绕着办公室昏黄的灯飞舞,影子在墙上晃成一团。
我一边抽噎一边写作业,忽然听见她说以后她离开了我该怎么办。
我抬头看她,灯晕下她脸上的雀斑被淡去,眼神无奈里带着担忧。我其实从来没觉得她不好看,我觉得她比世界上很多很多女人都更好看,比好多同学的妈妈都要好看。我就这样愣愣看着她,把她看得眼眶里忽然也开始闪烁泪花。
她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像现在这样一直考第一。
夏屿,你一定要考出去,离开你的家,离开这座小县城。
答应我,好吗?
我点头,“嗯。”
我当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说,直到这句话说完后的第二个月,她走了。
她去了大城市,据说她考上了那边的编制,去了更好的学校教书,也在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
……有自己的小孩。
我不再跟班里的同学打架了,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再叫她老妖婆,也可能是因为就算我把自己弄得鼻青脸肿,也没有人会把我叫去办公室扎马步。
我在她的教导下适应了这个颜色缤纷又单调的世界,从此以后是我一个人的路。
我不太爱回家,回家就是熏死人的烟味和昼夜不停的吵架与牌桌磕碰声,更多时候是待在家里老旧小区的天台上,那里有个塑料袋搭着的小棚子,有小木椅、小桌子、还有废弃沙发垫,可以让我待在那写作业。
那里本来是一个老爷爷的地盘,他在那绑废品,赶了我几回后实在拿我没办法,让我放学帮他捡瓶子,作为交换,我可以在那里待两个小时,或者延长一点,把作业写完。
我答应了,为此,我又开始打架。
原因是总有人在我捡瓶子时来招惹我,尤其是隔壁班的刺头,不是抢我的蛇皮袋,就是拿瓶子扔我。
在他招惹我之前,我跟他并没有什么交集,认识他是因为他在上学时把我错认成女生,后来就经常无缘无故跑来我面前骂我娘娘腔,娘炮,很多时候他骂人就那么几个不好听的词汇,我也不跟他辩驳什么——他听不懂人讲话,一个句子超过十个字就超出他大脑容量。
我把他揍了一顿后,他就不敢再来招惹我,只是去找了他爸妈告状,他爸妈又辗转找上了我父母。
我也鼻青脸肿了一次,但由于是家常便饭,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只是收废品的老头鼻子里哼了口气,丢给我一瓶红花油,说以后不用我捡瓶子,过来帮他整理箱子就行。
我看不懂老头,他在人群里风评很差,比我父母还要差。他没儿没女,经常去马路边躺着碰瓷,基本就靠卖废品领补助还有碰瓷得到的赔偿金过活,那时监控还不发达,县城里随便谁提到老头都要破口大骂。
但他对我似乎还不错,除了最开始我不请自来占了他废品站骂了我两句,后来看见我有伤会帮我涂红花油,知道我考试拿奖会给我零花钱,得知我被人欺负会特地找上门吵架,他是个难纠缠的恶人,跟骂我“娘炮”的男生家长扯了几回,大家都怕了他,从此没人再敢惹我。
“你个小娃娃。”老头吵完架就揪我耳朵,“打架下手恁狠!那混球的脑门肿那么大包,爷子吵得都心虚!”
我疼得吱哇乱叫,“下次不会了!放开!”
老头成了我第二个家长,一直管我管到我初中快毕业。
父母赌钱欠了很多,九年的义务教育已经是街坊办事处再三上门规劝和学校退让学杂费的结果,他们不会再供我读书。
我不是没有申请过救助和助学贷款,但这笔钱因为各种原因到不了我身上,我后来就不愿意,为此还狠挨了几次打。
好在我成绩很好,这些年靠得奖和跟老头卖废品,零零总总也攒了不少,我藏起来悄悄算了,只要考得好就有学校能要我,只要要我就有谈学费的余地,只要往下谈一点点,再去高中参加更好的比赛,读完书考大学没有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可惜老头病倒了。
或许我真的要留在这座城市里,或许一切真的要到此为止,我把老头送进医院,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交了上去,我坐在老头的病床旁边,脑袋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不该后悔,老头只剩下我,我也只剩下老头,我不能后悔。
但是那个时刻,就像有什么东西沉沉压在我身上,我直不起腰来,痛得一直在掉眼泪。
我咬着牙没出声,在老头病床前一直哭到睡去。
第二天老头不见了。
我不上课,从白天找到晚上,跑遍整个小县城都没找到他。
医生说他其实有儿女,昨天晚上过来把他接走了,但你睡得太沉,就没吵你。
医生说着,把我的钱都还给了我。一分不少,还多了点脏兮兮的红钞票。
我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正常说话,声音不太像我自己的,我问:“是去大城市了吗。”
像雀斑的班主任一样。
医生点头:“那边医疗条件也好,你别担心,中考没几天了,好好读书。”
我还是发懵,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学校。
那段时间我刻意屏蔽了外界一切消息,生怕自己听见什么新闻,白天在学校上课,书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晚上回自己家,父母的骂喊和赌声也入不了耳,我几乎是浑浑噩噩度过了那段时间,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中考已经结束,被老师叫到学校查分。
分数不低,但远低于我应该有的水准。
老师很失望,却也理解,“好歹能擦线进一中,这是我们县最好的学校,比起上一级市里都不差……你原本可以往省会考。”
我没说话。
老头的事情折磨我太久,如今被迫留在这个小县城里上高中,出去的机会被我浪费掉,我是否还要再读书?
我摇摇欲坠,老师就在这时说:“你在县里读书也好,县里学费便宜,这卡供你读到大学没问题。”
卡?
老师递给我一张银行卡,“你爷爷给的,说让中考完后再给你,你爷爷说考得还不错才能到你手上,没考好就直接给山区。”
……我没有爷爷。
我只有老头。
我接过卡,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
我如愿以偿上了高中。
中考志愿有老师帮我盯着,不想供我读书的父母没办法插手,他们也不知道老头给我留了不少东西,只是觉得我许久都不会回家,让我别在外面饿死被人找到家里来。
我没有搭理他们,不回家的时候就住在老头的小房子里,他把卡和钥匙都给了我。那房子经常有人上门找茬,基本都是之前被老头讹过的人,每次就是砸门和喷油漆。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我觉得老头做得不对,但我怪不了老头,回去遇见这种事都会当做没看见,往上多走几楼,然后等那些人走后,拿着毛巾去擦。
有时候擦着擦着会觉得很委屈,但现在已经不太会哭了。
我的生活再次恢复孤独的平稳,如同一片岛屿漂浮在万里深蓝的海面。
我的父母有时会问我读书的钱从哪来,我说是考第一的奖金,他们让我把奖金拿出来,我没有理会他们,但从他们焦急的语气里隐约察觉——他们应该是还不上钱了。
我不再回家,开始躲着他们上学,我的所有老师也在帮我瞒去向,最后我的高中新班主任出面,跟我什么都不懂的父母说,我的所有奖金一发下来就全部补交了学费和餐费,我身上也没钱。父母为此纠缠了学校几天,但见死活没办法,最后只能作罢。
从此整个年级的老师都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某天下午我的班主任将我带到一个满头白发的女老师跟前,说:“这孩子物理成绩不错,脑袋也很好,是个竞赛苗子。陈老师,您看看能不能培养。”
陈老师跟我见过的所有老师都不同,她年纪很大,却有一种气质,像百合花,和这个小县城格格不入。
她扶着眼镜看了我两眼,给我出了张卷子,卷子很难,我做了两个小时,只写出来三道题。
陈老师看完之后,没说别的,语气淡淡说了句:“以后放学来我家补习。”
班主任喜出望外:“那补习费……”
“算了。这孩子的情况我也有耳闻,”陈老师摆摆手,“我不差这点钱。”
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竞赛生活。感觉像回到了很小的时候,严厉的雀斑老师在办公室带我写作业,只不过这次的作业要难上很多,每次学完我都要抓脑门。
但效果似乎不错,我从县市的小比赛开始参加,金牌一个接一个拿,这些金牌让我在学校的地位都不太一样了。以前我在外面打架会被叫家长,严重些收到过劝退的警告,但现在我在外面打架学校会想尽办法帮我解决,甚至伤到头都恨不得把我抬去医院——即使跟我打架的对方鼻血横飞,而我只是磕了一个包。
很多架并非我有意愿打,只是不打后患无穷。
比如跟父母追债的人,比如莫名欺负我的小混混,比如那些看出我跟老头关系,追着我要钱的人。
他们看准了我的弱小,如果我不把他们打怕,他们会一直骚扰我。
派出所去三次后,陈老师没办法了,说以后所有竞赛备赛阶段全部在她家住。
我就这样,遇见了陈思理。
像毫无防备,一脚踩进深渊。
*
我喜欢上陈思理几乎有种宿命般的必然。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喜欢一个男人,这在我的世俗观念里似乎是不太正常的事情。但我确实没办法避免,我就是这么戏剧化的喜欢上了一个,跟我同龄,跟我性别一样,跟我完全不像的,男的。
我第一次见陈思理是在高二夏天的傍晚。
我推着自行车在槐花路上走,隔很远就看见陈老师院子里的红毛,颜色像火烧的夕阳。当时觉得是什么杀马特混混找上门,都做好了打架的准备,结果走近就和一张极其俊俏的脸对上视线。
陈思理穿着黑T恤,破洞牛仔裤,腰上和脖子上都挂了我看不懂的银链子,一头红发配上那张脸,咬着棒棒糖的桀骜姿态,像电视里的明星。
我被他脸狠狠唬住,在千分之一秒里决定:如果打起来,可以仁慈地不打他脸。
但没想到陈思理开口就不说人话,他居然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哪来的穷酸混混。”
还说再看挖了我眼睛。
我所有的好感都在那刻崩塌,看在他脸的份上才没有动手,只是无视他,把车子挪进院子里,准备上课补习。
但陈思理抓住了我衣领,我本来就在停车子,一时没站稳,跟他摔成一团。
睁眼的时候,我摔在他身上,校服扣子被他全部扯开。这一下摔得不轻,我整个手抖火辣辣地疼,实在是痛得我心火旺盛,便问他:“你什么意思?”
陈思理不知道为什么脸红得滴血,支支吾吾说了半天只憋出来一句:“你先把衣服穿上。”
这话说完我更生气了,本来就没衣服换,现在还莫名其妙破了一件,揪住他领子就问:“我没穿吗!?”
陈思理慌得口不择言,说了什么我一概没听清,只是拳头快要砸在他脸上时,他先一步流了鼻血。
我脑袋一嗡,心想:碰瓷?
但看着陈思理偏过去的眼眸,盯着他红透的脸,我缓慢地意识到什么。
“你先从我腰上起来。”陈思理半晌憋出来这一句。
我木头般愣了两秒,紧接着拢着衣服蹦起身,一堆骂人的脏话从我脑袋里滚过,最后一句最没攻击性的吐了出口。
我说你神经病吧。
陈思理没反驳,我们就这样在橘红的夏季傍晚,在带着槐花香味的风里对视。
后来陈老师回来了,了解事情发展经过后让陈思理赔了我件衣服。陈思理衣服比我要大一些,短袖穿在身上空空的,但料子我从来没穿过,很舒服。
我跟他坐在陈老师客厅的凉席上,面前摆着西瓜,在电扇哇啦哇啦的声里握手言和。
陈思理对着电风扇哇啦:“我叫陈思理,思考的思,道理的理,刚从燕京转学过来,十七马上十八,高二,陈序老师是我奶奶。”
电风扇摇头到了我这边,轮到我对电风扇哇啦,“夏屿,陈老师的学生,十八,高二。”
“下雨?”陈思理笑了一声,“你这人真有意思,长成这样,还叫这名儿,小名是不是叫刮风?”
我舌尖缓缓舔了一遍牙关,下一秒倾身招呼了过去。
陈思理跟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张扬,明媚,自有这个年纪少年该有的轻狂气,甚至狂得有点幼稚,时常冒出点我听不懂的中二话语。但他又见识很远,远得像是不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他说格兰陵岛的夕阳落下时天空粉黛无边,海洋远处鲸鱼的声音神圣而渺远,从土耳其上空跳下来的时候,有种世界都在自己脚下的感觉。
我说你都见过吗?
他点头,笑得很好看,“我见过啊,我也会带你去看的。”
“夏屿,我也会带你去的。”
说得很认真。
但我从没有当回事。
陈思理几乎受所有人喜欢,他性格开朗,精神丰满而财富自由,学校里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甚至有低年级的女孩经常跑来看他。
成绩也不错,在这座所有学生都很卷的小县城一中,陈思理不学习都能取得不错的名次。当时选科制度推行,陈思理和我选了同样的学科组合物化地,我地理和语文相较理科类有些跛腿,原因在他。
他没来之前,我所有科目基本没下过第一,他来了之后,我的地理和语文就只能让位第二。
陈大少爷每次都很欠揍,在我座位旁绕着圈当面蛐蛐:“真正的学霸从不在任何科目跛腿,但我瞧着我们的第一,那地理和语文……啊!!!”
陈思理每次挨揍之后的话也很统一:“君子动口不动手,你再这样……”
“怎样?”我抬眼看他。
陈思理跑到我桌边,“我帮你补习地理和语文,你帮我补习物理和数学呗。”
“不用。”我拒绝,“没有你我就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