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的土地种上了蔬菜瓜果，另一片空地则建起了温室大棚，其中的植物都由学员们亲自动手种植养护。阮静秋忙完了手里的活计，坐在医务室门口打量着手里崭新的拖把——这还是杜聿明的杰作。他既不能跨越重洋去到孩子们的身边，又不能在管理所内放任自己成日陷于悲痛，就将万千情绪都化作了劳动的动力，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主动性将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那些缝纫机的维修工作都由他一手包办，甚至缝纫组的其他学员也都成为了他手下的学徒；除此之外，他还将平时余下的布料和木工组那里废弃的木料结合起来，昨日扎了一大捆拖把，今日又忙着编织扫帚。众人很支持在管理所内再划出一片区域用于饲养家禽，因为这样他就能将脱落的羽毛编成掸子；他们又说应该把前些年曾使用过的几部背负式的消毒喷药机器拿出来交给他改造，如此就可以继续在土地与大棚中发挥用场。

杜聿明对此照单全收。与以往的自己相比，现在的他才越来越像廖耀湘口中那个慈眉善目的“菩萨”，人们不太容易在学习讨论中揪住他发言的小辫子用于批判，因为他极少参与激烈的辩论；人们又不能因此而对他的改造态度产生微词，因为他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和贡献比许多身强力壮的人还要可观。工作之外，他仅有的休闲时刻是和学员们一起打牌或下棋，但放眼整座管理所，也只有宋希濂和范汉杰等极少数人的棋牌水平能让他认真参与一场桌上厮杀。阮静秋由此开始意识到，当年从复兴医院的同事们口中听来的劝告并不是杞人忧天，当劳动伴随着重复、活动被划定范围，她这个自由人也时常感到难以化解的郁闷，而这距离她第一次踏进这所院落的大门仅有几个月而已。未来，他们还要一同在这里度过无数个同样的白昼、无数个同样的夜晚。

在她对面不远的某一条胡同里，杜聿明也正手持着昨日刚做好的一只拖把，清扫缝纫组里外的地面和门前的走廊。管理所日常的清洁卫生工作是划片值日制度，但他不管这天值日的是谁，门前的胡同又是哪一组负责，总是坚持早晚打扫两次，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时节入秋，从今年冬天开始，功德林学员的棉衣棉被等用品都由缝纫组负责裁剪制作，他们需要根据各人的身形胖瘦划分三到四个尺码、裁剪合适的衣料、称量棉花、再逐一填充，可称得上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在这繁重的工作之外，他还惦记着大棚中的花草、田地里的土豆，锁好缝纫组的屋门之后，又拎着两桶水从院子的这一头走向那一头。

阮静秋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她的脚步总是敏捷又轻快，像偶尔会路过墙头屋檐的小猫。直到听见一些细微的“沙沙”声，杜聿明才察觉她的到来，并知道她的手里一准又拿着最新的报纸文章，打算择取些有趣的新闻来逗他开怀，近几个月来，她对此很是执着。

他既感叹多年牢狱生活已磋磨了他军人的敏锐与警醒，也感慨于她日复一日的细心关照，无论她朗读的文章究竟内容如何，他总是认真地聆听并报以微笑。今日也不例外，他还没有将洒水壶放下，便径直开口发问：“今天有什么新闻？”

她笑嘻嘻地向他扬了扬手中的报纸：“是个好消息，你准会高兴的。”随即将报道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几天前，中央政府宣布了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而在报道发出的前一天，国家领导人亲自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交到了戴夫人王荷馨的手中。她念完了这则简讯，又对他说：“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应当给荷馨大姐写一封信表示祝贺，也可问问她和孩子们近来的生活。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要问的？我附在信中，或由你的名义另寄一封也可以。”

杜聿明放下了洒水壶。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好到让他的眼前立刻出现了戴安澜的面容，脑海里立即浮现了与他有关的每一件小事、每一段过往；而他确实不那么像一位坚毅的军人了，只不过想起故人与旧事，他的泪就几乎要流下来。

阮静秋连忙搀扶住他——她看得出他的样子像是要哭。她以为这消息于他来讲更多是感慨与欣慰，哪知道他笑也没笑一下，反倒被勾起了久远的伤心事。她不由十分懊恼，后悔自己择选了这则新闻读给他听；又不知该怎样安慰他，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是我措辞不当。戴师长牺牲在缅甸，这无论如何也不算一件好事。”

“不，”杜聿明拍一拍她的手，“我很高兴。锦沈、徐蚌大战以前，我虽叮嘱过亲信副官留意戴家的情况，但碍于种种琐事及顾虑，确有好一阵子没有通信联络。被俘之后，更没有脸面去信问询。政府既认可衍功是革命烈士，对于荷馨和孩子们应当是很大的宽慰，值得去一封信祝贺。由你出面写这封信就很好，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有件东西想托你一并寄去。”

他暂时放下温室大棚内的活计，领她去管理所的库房。这里暂存着所有战犯入学报道时的随身行李、钱财和其他个人物品，管理员们承诺为他们代为保存，直至“毕业”后来领取。经过管理人员的同意，杜聿明打开属于自己的那只皮箱，取出了箱内仅有的两根金条。阮静秋愣了一秒，旋即认出，这正是在济南见面时她交给他的、当年在陈官庄突围前夕，由邱清泉亲手托付给她的那两根金条。他说：“我想请你把这两根金条交给荷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年纪，我们却只知道打仗，而顾不得关心他们生活如何。这两根金条，至多只够得上一点微末的歉意，希望你能劝她收下。……唉，若是能换衍功回来，莫说黄金万两，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乐意呀。”

阮静秋心情复杂地接过两根金条，又放回了皮箱里。她叹道：“我懂你的意思了。只是黄金总不能随书信一起寄去，即使折算成现金汇款，数额也会把一家人吓坏。我姑且先在信里问一问，待确实联络上了，日后我再请几天假去安徽，专门将这笔心意捎给她。”

杜聿明表示同意。收起皮箱，他们又一同往回走，路上他问她：“你还记不记得，四三年秋天，衍功在全州的葬礼？”

阮静秋答：“记得。”那时她虽然人在印度，但通过报纸、书信和电台听到了葬礼的情况。新二十二师的老兵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肃立在电台前脱帽默哀，脸上流下热泪；一向不沾烟草的廖耀湘也面朝祖国的方向，无声地点燃了三支烟。对于整个第五军来说，戴安澜的牺牲是每个活着的人共同的遗憾；但第五军的每个人又都很明白，戴师长自己绝不为此感到后悔。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二百师残部扶灵回国以后，戴安澜的后事都由杜聿明出面主持，而阮静秋直到四年之后才在沈阳见到他，因此从没有机会问过，那时他拖着刚从野人山中九死一生的病体，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忍受着怎样的悲痛完成了这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