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并不是密不透风，朋友亲属可上门探望，学员们也能收寄书信。家眷都留在大陆的自然好说，香港、台湾和国外则要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已建交的第三国进行中转，需要花费不少时间。邱行湘将书信寄给老家的族弟和年迈的母亲、沈醉对着日记本里一页又一页的“雪雪”怅然出神、杜聿明寄往美国的信件先行飞赴欧洲，安全起见，他甚至没敢在信中多写几句话询问妻儿的生活境地。信件从高墙内雪片一样地飞走，又飘絮一般地飞回来，廖耀湘还是没有动笔。
阮静秋想，他也许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怕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近段时间，他们在人前一直保持距离，只有他来医务室做理疗时能说几句悄悄话。他那两节变形的脊椎骨并没有严重到要像杜聿明那样睡石膏模具的地步，但只要站、坐太久，或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就会引得骨头周围的组织水肿发炎。和往常一样，他脱了上衣，脸朝下趴在治疗床上，她同时往手里倒一点药油捂热，再轻轻按到他背上。
和往常不同的是，她的手掌刚使了一点点力道，廖耀湘就立刻“嘶”地抽了口气。阮静秋连忙放轻动作，又歪头瞧一瞧他，见他龇牙咧嘴很痛苦的样子，不像是故意和她逗趣。她不由奇怪道：“你最近又忙什么了？前阵子你不常来，我还以为已好得差不多，怎么今天忽然疼成这样？”
廖耀湘侧过头，一串汗珠顺着他额角淌了下来。“也没什么要紧，”他解释道，“不过是和陈林达又在墙报上争论几句。他辩不过我，自以为就可凭篇数更胜一筹，这两天从早到晚，陆续贴出了五六篇稿件。俗话说‘理不辩不明’，我自然奉陪到底，他写一篇，我就回一篇，绝不叫他得意。”又“嘶”地一声，说：“写了一天之后，我再要站起来，整个后背却打成了结，一动弹就钻心地疼。”
阮静秋哭笑不得——医生们一向靠手艺吃饭，她实在理解不了为墙报上的几句话而较劲辩论的行为逻辑。她的手指轻柔地顺着他的脊柱滑下来，掌根贴着肌肉的走向，一寸一寸捋顺那些僵硬黏连的组织。过了一会儿，她看他没有再说话，于是轻声开口道：“我看，你还是应当给家里写封信。”
廖耀湘几乎已快要在她恰到好处的力道中睡着了，听见这句话，又即刻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问她：“怎么想起说这个？”
阮静秋如实回答：“早就想说来着，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要是你怕为他们惹来麻烦，尽可像光亭那样写得隐晦、巧妙一些。据我了解，不少人并没去台湾定居，而是暂住在香港。若那里有你的朋友，也可以先设法联络他们，询问伯溶姐和定一的近况及地址。”
廖耀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容我再想想。你看我在墙报上或许和人争论不休，这封信的措辞对我来说却难如登天，我实在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阮静秋提议道：“至少先让他们知道你是平安的、你还活着呀。伯溶姐一向很挂念你，辽西战后到现在，她心里一定很不好过。要是她知道了——”
要是她知道他还活着，能带着儿子回到大陆来，那就太好了。——这确实是她说这话时由衷的想法，但话说了一半，又觉得于当下的气氛不合，显得她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甩掉他这个包袱。她不敢再说，只有继续往手上倒着药油。
在她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一串话的同时，廖耀湘翻了个身，用一种奇特的眼神打量她。他没有对她的提议作任何评价，而是对她说道：“我一早就知道你与别的姑娘家很不一样，但还是没料到，你竟然连端到面前的醋也不肯喝一口。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当真一点也不难过、不委屈？”
阮静秋将他按回去：“现在你知道了，我就是一个会这样说的人。我从来不会为哄人高兴而说假话，所以，我确实是这样想的，确实不难过也不委屈。”
廖耀湘只好费解地摇摇头：“年轻人的想法真是与众不同。”
阮静秋追问道：“那写信的事？”
他又把脑袋转到另一边：“再说吧。”
他搞不懂她怎么能在感情中这样宽容大度，对他半点也没有独占欲可言；正像她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迟迟写不出一封寄给妻儿的信。由此可见，即便是彼此相爱的人，两颗心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壁垒，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注定无法完全理解彼此。
他们都没再说话。在静谧的、药油的香气中，他趴在治疗床上睡着了，眼镜歪在鼻梁上摇摇欲坠。阮静秋轻轻取下眼镜，又给他盖好毯子，自己搬了一张马扎坐在床边，用棉签沾着药膏，一点点涂抹在他耳廓的冻疮上。他并不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她想。他属于过去，属于已知的历史，而她是意外的闯入者，注定只能在历史中当一个不知名的过客。她的力量多么渺小，远不足以改变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甚至也不能够影响某一个人既定的生死和命运，这是她早就明白的事情。这段旅程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开始，或许也将在某一天突如其来又意料之外地结束，在那之前，能为心爱的人做哪怕一点事情、陪他度过一朝一夕，都是她的幸运。
开春以后，功德林迎来了几批访客。其中有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邵力子等元老，也有一批各地赶来的亲属代表。人们从这些老上级的口中再一次听到新政府的承诺：今后愿意留在祖国工作的，政府将统一安排；愿意去海外投奔亲友的，政府也保证来去自由。人们没有说破的是，这承诺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高墙之内的生活并非没有终点，他们总有一天能昂首挺胸地从这里出去。
在这些先后起义投诚的前军政要员中，郑洞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踏进功德林的大门。时节那时已经由春入夏，管理员和学员们都更换了轻便凉爽的衣衫。他来得很低调，既没有让人大张旗鼓地通知学员们来会面，也没有迈着那来自新世界的步伐在高墙里参观游览，而是先悄悄走进了所长的办公室。管理员随后来胡同通知杜聿明去和他见面；他还没有回来，管理员又来叫走了廖耀湘。
没有人为此感到意外，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不过是昔年第五军高级长官的一次寻常聚会。阮静秋所在的医务室位于院子的另一头，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位老长官光临此地。时近傍晚，她和其他同事一起去食堂吃完饭，回到胡同里的水房洗刷饭盒时，才看到郑洞国和廖耀湘站在缝纫组门外稍远处，像是正在说什么话。她未觉异样，上前和他打了个招呼：“郑先生来了。上次为做假肢的事，多亏您帮忙找人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