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就是用当地人做父母官管理当地人。

这一点我在治理江陵的时候已经充分实践过，只要胆大心细、胸怀大度，不必担心当地人串通一气搞颠覆。对于乱世中的普通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旗帜上写着“魏”还是“汉”，而是切实的生存问题。

要说第一次夺取永安，当地百姓心存疑虑，到了第二次击退诸葛亮的大军，百姓们已经死心塌地跟着大魏了。自从仗打赢了、永安的归属定了下来，想方设法跟我攀关系的一直就没断过。

我用人当然有我自己的标准，不会被任何人左右。但是表面上，我对所有人都很客气，加上主办了几次诗会、琴会、书画沙龙，我很快在永安的士绅阶层中间树立起自己的名声。

永安的一套行政班底，在星寰的帮助下迅速建立起来。我从一开始就让各层官员习惯了“见星寰如同见我”，这样等到我不在的时候，星寰能有足够的威望代替我管理永安的军政事务。

行政方面有星寰帮我，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整顿军务上。

永安保卫战结束之后，司马懿的直属军队跟着他去了长安。随我从洛阳前来增援的中央禁军依照郭陵传达的军令，休整之后返回洛阳。留下来的，只有我自己的直属亲兵，以及原本收编的永安当地军队。

这就等于说，我必须从头开始建设属于我自己的永安军，一如我几年前在江陵做的那样。

永安现有的军队基本都是在夺取永安之后，整体俘虏的蜀军。其中愿意留下继续从军的，司马懿将他们整编为新的序列，不愿意的则被解除武装，就地遣散。

后来司马懿进驻永安，进行了一波征兵，在永安保卫战期间又扩大征兵。这些兵员增增减减，最后有四千出头。

偌大一座永安城，区区四千实在太少，其中水军更是处于缺胳膊少腿的状态。水军严重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缺少战船。永安原有的战船在两次大战中因为非战斗原因消耗殆尽，简单来说就是被烧没了，仅有的一点水军也就被当成步兵用了。

这小半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督造战船、重建水军，征集兵源、操练新兵。

新战船的建造由马钧担任总督监，按照新图纸建造车船作为主力战船，传统的楼船、走轲根据相应的比例配备。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永安，更是为了日后的长远之计。我要把永安-江陵打造成魏国在长江中游的坚固基地，溯流而上可以攻入巴蜀腹地，顺流而下直取金陵姑苏！

水军的人员配置和操练则由黄权负责。我把他从曹叡手里要过来，从京城带他来永安，就是为了发挥他在水军方面的长处。

马钧和黄权都干劲十足，我自己更是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眼见永安的军备一点点建设起来，政务逐渐走上正轨，城内民心日渐安定，商业重新恢复流动，我的心中充满了骄傲。

“建设”永远比“破坏”令人愉悦。

在这期间，我也回了两趟江陵，一次是在永安战役结束后不久，另一次则是在出发前一个月。

永安稳固之后，江陵的战略地位便相应下降，这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江陵和永安两座大城互为犄角，我打造长江前沿基地的目标更加切实稳固。从这个角度来看，江陵和永安是同等重要的。

曹叡并没有调其他人来接管永安的军务，而是把这个权限交给了我。我可以提拔自己人来担任永安的军事长官，但我没有这么做。我请求曹叡，任命沈钟担任江陵县令，成为江陵的行政负责人。

江陵的规模还不足以单独设郡。沈钟跟了我好几年，为人清廉、能力全面、忠心耿耿，我有意将他培养成一方父母官，不过还要按部就班。但我想，我对他的提携之意，沈钟是能够领会到的。

因此，我要秘密入蜀的事，我并没有瞒着沈钟。

整个江陵城，真正知道我接下来的确切计划的，惟有沈钟一人。

那夜月黑风高，筚红棘亲自在外面帮我守着，我拉着明显战战兢兢的沈钟，就着一盏昏黄小油灯跟他说了我的计划。从他的紧张程度来看，他大概以为我要跟他说的是“谋反大计”。

听完之后的沈钟十分迟疑：“将军如此信任下官，下官惶恐。但是将军镇守一方，肩负重任，私下擅离职守，会否……”

我拉着他的手淡淡道：“所以出了什么差池，县令与本将军同罪。”

沈钟看我的眼神一言难尽。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我有分寸，也有周详的计划，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我需要他为我严格保密，并且配合星寰，守好江陵城，一定不能走露半点风声。

沈钟指天发誓不会辜负我的期望，我也如此相信。

离开江陵时我十分不舍。江陵是我和曹叡的福地，是我们两人事业的起点，也是我的根基所在。但我心里十分清楚，随着统一大业的推进，我的事业版图徐徐展开，我必须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了。

乘船离开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江陵城。蓝天之中，一团软绵绵暖呼呼的白云萦绕在城头飘扬的“魏”字大旗上，形状宛如白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