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这样寒冷的冬天,1941年11月的一个夜里,一个德军步兵团驻扎的村庄忽然被人纵火焚烧,这里的房屋里面住着的全是德军军官和通信兵。
整个场面极其混乱,德军们宛如惊弓之鸟,毫无目标地开火并四下乱窜。
是夜袭。
可恶的苏联人偷袭了他们,为了“烧毁法西斯占领军的军事设施及驻地营房”,他们纵火点燃草垛为苏军轰炸机指引轰炸目标。
正当一个苏联人把汽油浇在干草上弯下腰去点火时,一个德军哨兵猛扑了过来,并打落了这人手里的枪支,接着,又扑过来两个士兵,一齐把这个可恶的苏联人摁倒在地上。
随着手电筒刺目的光照过来,德军哨兵才看清楚了这个人的面孔。
凌晨时分的枪炮声没能把白天累成狗晚上睡成猪的劳拉轰醒,但她于半梦半醒中,恍惚听见一阵陌生的呐喊和哀嚎,而那样凄厉的惨叫声,在无尽的黑暗中听起来格外渗人。
次日清晨。
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战争,新的杀戮。
劳拉从帐篷里走出来,迎面是冰冷彻骨的寒风,这让她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灰蒙蒙的天际之下,是一望无际的雪原,嘈杂的人声和犬吠声四起,在冰冷的空气中,突兀地弥漫着一阵刺鼻的血腥味,血迹蜿蜒,猩红的颜色在雪地里显得格外醒目。
等她来到急救站,门前已经黑压压地围了一群人,德军士兵们站在一旁,用憎恶又轻佻地目光打量着那具横陈在雪地上的人体,而那竟然是一个浑身赤露的女人,不知死活。
“怎么回事?”劳拉看向站在门口一脸焦急不安的贝拉,“为什么不救人?”
贝拉看见她,先是面上一喜,接着又皱起眉,摇了摇头,凑近了附耳对劳拉说道:“这是个苏联女人,是俘虏,”她语气愤恨道,“昨晚一个步兵团遭到了夜袭,听说她纵火烧死了我们的几位军官和通讯兵!”
劳拉:“……”
她起初十分震惊,但旋即想到,这他娘的简直是民族英雄啊!
“咳咳,”劳拉调整了一下表情,“所以他们想干什么?”
贝拉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见一个声音从人群后响了起来。
“在这个苏联间谍,这个苏联婊子被五马分尸之前,我们必须从她嘴里撬出点有用的消息。”伴随着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声音,一位军官走了过来,他手里正攥着一根皮带。
军官抬手整了整帽檐,低头看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俘虏,眼神中带着憎恨和滔天的愤怒。
好似不解气似的,他猛地大步踹向那苏联女人,直把她踹得在地上翻了过来,在低低的哀嚎声中,劳拉终于看清了她的脸。
苏联的冬季寒冷刺骨,这女人却被剥光了衣服,浑身上下布满了被抽打的痕迹,从四周絮絮的议论声可以知道,这帮德军在昨夜里每隔一个小时就令她赤脚行走在冰冷的雪地上。
在女人的惨叫声中,军官用皮带不断地抽打着她,他看向急救站的医生护士们:“在这期间,无论是往她的伤口上撒盐、往她眼睛里灌辣椒水,还是用刀割她的肉,都没有关系……只要让她活着,吊着一口气,还能说话就行。”
他的语调阴森可怖,每一句话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阴狠恶毒,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副血腥的场景。
“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杀了她,但不是现在,我要她活着,可别把她给弄死了,”军官话锋一转,“不过,你们也最好不要有过于泛滥的同情心,做一些多余的事情,否则死的就不止是她了。”
没有人说话。
众人的神色复杂,说不清是厌恶、憎恨还是什么别的情绪,但显然没有人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一个俘虏身上。
军官环顾四周,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他看向了劳拉,与此同时,劳拉也看清了他帽檐上闪闪发亮的同心圆帝国徽章:“噢,你说对不对?穆勒医生。”
“我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军官有些古怪地笑道。
劳拉终于想起来了,眼前这位军官,正是上次那个骚扰未遂反被她教训了一顿的男人。
这位国防军克莱蒙中尉在昨夜遇袭的德军步兵团中担任营长,被苏联人纵火烧死的德军军官和通信兵中,有一大半是他的同僚和下属。
怪不得他对这个苏联俘虏恨之入骨。
“把你那天的狠劲拿出来,”克莱蒙的眼中隐含威胁之意,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劳拉,“让我再见识一下‘柏林快刀手’的本事。”
德军派遣医生显然不是为了让这个苏联女俘虏活命,更像是某种另类变态的审讯手段中的一环。
但这么多医生在这里,为什么偏偏给她找茬?
或许是劳拉过于“心狠手辣”的医术在这位克莱蒙中尉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他在审讯俘虏的时候,不忘把她纳入擅长严刑拷打的“刽子手”行列,又或许他只是记恨她的所作所为曾经让他下不来台,纯粹是在给她没事找事。
该说她是太有本事了,还是太高调了,容易招人恨?
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个苏联女俘虏都是个烫手的山芋,要换成个鸡肋点的波兰人或者法国人,劳拉都没这么犹豫。
不治她吧,就没法问出东西来,无法向德军交代;治好她吧,日后就有被战斗民族偷家和反杀的可能。
劳拉看过不少电影情节都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医生救活了俘虏,完了要么叛变和主角联手拯救世界,然后在叛逃路上被追杀嘎掉,要么直接变成主角团复仇路上的垫脚石。
她心想:“你可真是抬举我了。”
劳拉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任何伟大高尚的梦想,她目前唯一的追求就是每天四肢健全地醒来,没事的时候能偷摸着溜进阿德里安的帐篷里,偶尔跟他亲一亲摸一摸。
果然改变历史和拯救世界什么的,不适合她这样的普通人。
事到如今,劳拉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把人抬进了手术室,她随意检查了一下,包括但不限于冻伤和皮外伤,不知道内脏有没有出血,她把手放在苏联女人的胸前,轻轻碰了碰,对方立刻发出痛苦微弱的哀嚎。
好了,肋骨骨折无疑。
贝拉用毛巾擦干净了她的脸,可以依稀看得出,这是个相当年轻秀美的女人,但侧脸有被灼烧的痕迹,起了水泡,已然感染。
于是劳拉默默地掰开她的腿检查,垂眼看去,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旁的贝拉惊恐地捂住了嘴。
“她叫什么名字?”劳拉看向那位全程站在一旁监督的德军翻译。
对方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语气却冷漠残忍:“俘虏的名字,好像不在医生的知情范畴内吧?”
“嗤,”她讽刺地冷笑一声,“参与对俘虏的性虐待,好像也不在翻译的工作范畴内吧?”
战争的仇恨是一回事,他们大可以像折磨男性俘虏一样拷打她,而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羞辱她,这位苏联女人的骨气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个男人,但为什么对于女性的恶意总要带着性别歧视的色彩?
劳拉故意把托盘里的手术器械弄得叮铃咣铛响,借此发泄着她的不满,锋利的手术刀反射出雪亮刺目的光,总能让人情不自禁地生出某种身临其境的紧张和畏惧感。
身为医生,这里就是她的主场,没有人可以忤逆她。
翻译沉默了一阵。
昨夜恼怒的德军步兵团团长下令让士兵们用皮带抽打这个苏联女人,足足抽了有200多下,但她仍然一声不吭,团长审问无果后,她被押送到一个农户家里,这里一共住着26个德军士兵,对她进行了彻夜的摧残。
作为翻译,他需要全程跟随,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行,但他站在一帘之隔的地方,机械地翻译着,而这个苏联女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一句话:“打死我吧,反正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脸上忽然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介于不忍和憎恶之间,但他最终还是答道:“Настасья,”顿了顿,他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娜斯塔西娅。”
“不过,”像是为片刻恻隐之心找补似的,他不屑地笑了笑,“这帮狡猾的苏联间谍通常都会用假名字。”
“对于闯进家门的陌生人,”贝拉忽然开口道,她的声音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我想没有哪位主人会给他好脸色看。”
劳拉安抚似的拍了拍贝拉的肩膀,示意她冷静,外面还站着看守的德国士兵。
接着,劳拉又无声地叹了口气,她曾经的邻居朋友乔纳斯死了,昨夜死去的几名德军军官和通信兵,同样也是死在了苏联人手里。
她看着身旁神情复杂的贝拉,不知她是否也有着相似的纠结之处。
明明她们该无条件憎恨他们的不是么?多少德国青年因为这场战争被葬送在西伯利亚的寒冬里。
可是此刻却仿佛失去了憎恨的借口,正在遭受侵略和苦难的分明是这片土地和它的人们,它的名字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原来不过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