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周小成是自己认的罪？”

说这话的时候，柯跃尘正站在图书馆顶楼的露台上，扒着栏杆往下看。

从五六层楼的高度俯瞰脚下，排练室小门前那几棵白杨树高大耸立，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驻扎在灰白的落叶上。

他收回脑袋，转身靠在栏杆上，因为烟瘾发作，右手习惯性插进放烟的口袋里，扑空后又无措地拔出来：“没罪为什么要认？那些都算不上直接证据，更何况他连确切的杀人动机都没有！”

指纹和脚印只能说明周小成在排练室小门外逗留过，既不代表他进到了门内，也无法证明就是案发当天留下的。

易垒没有立刻回答，他取出只绿色纸袋，从中倒出块绿色方片，撕开外衣递过来。

是一块口香糖。

入口后，薄荷味在舌尖蔓延，竟有尼古丁进入身体般的舒缓感，跟平时吃的那些不太一样。

“你那时人在莫愁，不清楚浦口这边的事。”易垒面朝反方向站定，天阴着，他脸上却粼粼闪烁，仿佛倒映着湖水的光，“当年许多人亲眼目睹，案发当晚，周小成和孙一凡在图书馆门前大打出手，两败俱伤。”

“你是说......”柯跃尘咀嚼的动作渐渐慢下来，“他俩在学校里打架？”

“嗯，就在案发前一小时左右。”易垒说，“监控画面里周小成穿的鞋与案发现场的脚印一致，而门把手上除了有他的指纹，还有他的血。”

“可清者自清，既然他没做过，那为什么要认？”

周小成的为人柯跃尘是了解的，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原生家庭。

他一路看着周小成苦读、换专业、考证、找工作，知道他是一个把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这样一个人，又怎会不知“校内斗殴”这根一触即死的高压线，又怎会心甘情愿地葬送自己的前程和性命？

易垒却笑了一下，问：“你对律师这个职业有多了解？”

关于这一点，柯跃尘无法下定论。

他平时很少接触律师，就算朋友引荐，也仅限于酒桌上吹牛拍马，不涉足行业深层内幕。

倒是以前，易垒实习时遇到的事，让他对这个群体的部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非就是有人追名，有人逐利，有人名利皆难以割舍。

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因为哪行哪业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试想一下——”易垒望着明镜般的湖面，“你每天面对审讯，看见那些不利证据一一指向自己，而你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你早已筋疲力尽，可这样的日子却永远看不到头。”

“那我也不至于认罪！”柯跃尘说。

“确实不至于。可巨债之下，你本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本该挣钱给弟弟读书，本该让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享一享清福。但你却反过来成了无底洞般的拖累，你的弟弟早早辍学进入社会，你的母亲拖着病躯去医院卖血，就为了那点无足轻重的律师费。”

阳光忽然闪了一下，把易垒的脸和他僵硬的嘴角映射得格外分明：“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认罪可以结束这一切，你会怎么做？”

在他的目光逼视下，柯跃尘嗫喏不能言。

几年前他在内蒙摔断腿，那会儿首先要面对的不是病痛，而是巨额手术费。

不算治疗费、药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单一个接骨手术的价格就远超四位数，不是一个穷游的学生能够负担的。

但穷人自有穷人的活法。

那时柯跃尘的选择是，放弃手术，只对伤口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此话一出，身边顿时有人说他疯了，说他为了这么点钱竟然要舍一条腿。

疯当然没疯，柯跃尘并非不知道后果，只是从小到大见惯了类似的事，习以为常了而已。

记得老家有个男孩跟他年纪相仿，圆头圆脑，其貌不扬，唯独一张紫到发黑的脸蛋让人过目难忘。

听大人们说，男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概率活不到十五岁。

时年七八岁的柯跃尘搞不懂，为什么明知男孩有病，他的家人却不带他去医院治疗。

直到隔壁王婶婶跟他妈闲聊：“那娃老子没了，亲娘跑了，屋里头只有个七十多的奶奶，哪有钱给他治病啊！”

那是柯跃尘第一次知道，原来没钱可以不治病。

后来某天，他果然就没见到那个穿着破棉袄的男孩，从院子里探出黑黢黢的脑袋了。

再后来，身边发生的事又陆续让他明白，没钱不光可以不治病，还可以不上学，不吃饭，甚至，不要命。

钱是桶上的板，若在要紧部位缺失，便会让一切可能的选择流走，剩下那唯一可以选择的，叫做无可奈何。

所以对于柯跃尘来说，不做手术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只不过断一条腿站不起来而已，既不要命，也不影响以后拍照写字。

只要还能拍照和写字，就够了。

穷人自有穷人的想法，五年前的周小成或许也抱着类似的决心——只要能结束这一切，就够了。

可惜世间诸事皆因果相连，恐怕周小成自己也没想到，他用认罪帮家里摆脱负担，却也因此让女朋友背上了作伪证的罪名。

从图书馆出来后，两人拾道山林野径，沿途步行。

石路起伏，花丛隐现，山里气温低，好在阳光一改慵懒姿态，变成温暖而热烈地拥抱着大地。

柯跃尘把嘴里的棒棒糖舔得起劲，那玩意儿甜滋滋的不说，含在嘴里还有叼着根烟的错觉。

他已经超过三十个小时没吸烟了，仰仗大律师口袋里那些哄小孩的玩意儿，倒也没觉得很难熬。

闲庭信步间，不远处突地传来一阵高昂的呼喊声。

循声望去，半空中一只足球正高速飞行，几经旋转，消失在众多角逐的身影里。

视野追着球的身影回到地面，只见绿茵场上，少年们衣着齐整，你追我敢，训练有素。

驻足片刻，柯跃尘意识到这些学生是校足球队的成员。

曾几何时，易垒也是校队一员，有着挥汗如雨的训练生涯，亦常常在重大比赛临近时无暇吃饭。

柯跃尘会挑大伙忙着训练的时点出现，然后悄悄潜进操场，在休息区留下干粮和水，以及一架画着兔子的纸飞机。

他不敢在校队训练时正大光明地露面，一来怕被熟人看见，二来不想让易垒知道，他在校队里藏着条“眼线”。

尽管一人分饰“熟人”和“眼线”两角的钱洋同志，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比赛反倒没这些顾虑了，那个时候，看台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观众们摇旗呐喊声嘶力竭。

没人担心自己显眼惹人厌，愁的是赛场上的球员看不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