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

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

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内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

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

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

见孝文之福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

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

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

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

《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

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

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

《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

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

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

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

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

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

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

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

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

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命者，

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

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

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

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

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

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

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

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

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

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

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

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

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

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

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

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

死，幸甚幸甚！谨对。

科考也是天子察纳雅言的一种方式，相比朝臣的圆滑，还还没有踏入仕途的举子没有明显的立场，会根据本心来答题，往往能得出不一样的见解，故皇帝提出问题，作为即将从仕的考生来说，举子就要为其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