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果断地决定：“那我下午再来。”

下午见到孙志雄，他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农运动会闭幕后，楚天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余主任来到了孝天城。作为东道主和业务合作伙伴，孙志雄和张清泉代表单位热情地接待了他。余主任的食宿都是他们安排的，张清泉还陪同余主任去双峰山风景区玩了一天。他们以为这样已经很够意思，没想到，余主任临回武汉时，索要九百元钱的车马费。孙志雄来不及申请这笔费用，就让张清泉挪用通讯报道奖金，暂时垫付。

“你的奖金多一点儿，我就让清泉先缓发你的钱，免得动静搞大了影响不好。”孙志雄这样解释，“余主任说，他回武汉后就弄几张用稿通知单，寄给我们作为补偿。等那几张用稿通知单的奖金兑出来后，就把该兑现给你的钱补发给你。”

这种安排听起来没毛病，但王加根还是觉得不舒服。

余主任这次来孝天城，还不是因为前期做了《董永故里A银行》专题节目？以功臣自居。那期节目的稿件本来是他写的，可广播时作者变成了“通讯员孙志雄”，用稿通知单也都寄给了孙志雄，与他王加根没半毛钱的关系。想起这事他就窝火！为了多拿通讯报道奖，孙志雄可谓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与媒体单位拉关系，甚至弄虚作假。作品难以发表时，就撰写一些内部材料来充数。比方，向地方党委政府、人民银行和上级行报送的先进事迹材料，都作为通讯报道滥竽充数。周兴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让这家伙冒领了多少钱。

“就算是这样，我觉得也不合理。如果担心知道的人多了影响不好，至少支行办公室有通讯报道奖的人应该分担。”王加根理直气壮地指出，矛头直指孙志雄和张清泉。

孙志雄愣了一下，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元钱，交给张清泉：“余主任那九百元，就由我们三人垫付吧！”

领过通讯报道奖，走出银行办公大楼的时候，王加根碰到了副行长周兴国。他热情地与领导打招呼，没想到周兴国只是应付差事地哼了一声，神情冷淡地与他擦身而过。

这让王加根感到很难堪。

周兴国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未必有什么不当言论传到了他耳朵里？或者是他眼红我通讯报道奖拿得太多？政策是你们制定的，我才不管这些呢，老子就是要领得让你们眼红！招聘文秘人员时，你们要会写的。我现在发表的文章多了，多领了点儿奖金，你们又不舒服。哪有这样的道理？会不会是经济审判室审理的案子牵涉到了周兴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王加根自作主张地起诉不良贷款户，引起很多非议。特别是信贷人员和各办事处负责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关注被起诉的单位或个人名单，害怕那些收不回的贷款是自己负责发放的。这并不是说，起诉了他们发放的贷款户，就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而是有可能拔萝卜带泥，扯出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猫腻。比方，毛陈镇一个姓宋的个体工商户，五年前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贷款七万元，期限六个月，用于做生意临时周转，但这笔贷款至今还没有偿还，利息也只付了半年。案件被起诉后，郑庭长带人前去送起诉状副本。结果，宋老板在毛陈镇的商铺早已关门，住的房子也卖给了别人。几经周折，他们在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找到了宋老板。原来他在这里承包了一个池塘，转行养鱼，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宋老板接过起诉状副本，仔细看了一遍，吞吞吐吐地说：“贷款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贷款金额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郑庭长疑惑地问。

“我当初得到的贷款是五万元，而不是七万元。”

“五万元？”郑庭长从皮包里拿出借款借据，伸到宋老板面前，“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七万元。你怎么说是五万元？还想赖账不成？”

宋老板瞟了一眼借据，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告诉郑庭长：当时发放这笔贷款时，银行信贷股长蔡梅生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说是从七万元贷款里面，挪出两万元给蔡的亲戚用。他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借据上写的七万元没有错，但我只拿了五万元，另外两万元蔡股长拿去给他亲戚用了。”宋老板再次强调。

一听这话，郑庭长和王加根都惊呆了。

“这事可不能随便乱讲。”郑庭长非常严肃，“你能与蔡梅生当面对质吗？”

“当然能！我和你们一起去见蔡股长。”

就这样，他们带着宋老板回到孝天城。见到蔡梅生，宋老板非常热情地走过去，掏出香烟敬上一支。

蔡梅生已经不记得宋老板，疑疑惑惑地望着他。

宋老板非常吃力地自我介绍，提到了五年前的那笔贷款。

蔡梅生显然非常吃惊，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他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这事时间太久了，自己没有印象。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吧！”郑庭长笑着建议道，“去北街口经济审判室，或者在附近找个吃饭的地方？肚子有点儿饿了。”

“行行行！中午我请客。”宋老板表现得非常大度，同意在附近找家餐馆坐坐。

一大干子人走出银行办公大楼，进入附近的一家餐馆。

坐定之后，蔡梅生眉宇间拧起的疙瘩才慢慢松开，对宋老板说：“你说的这事，我好像有点儿印象，但那个亲戚一直没有把钱还给我，我再去催催。”

“那你可得抓紧点儿！”郑庭长开始将军，“一个星期之内，如果那两万元贷款还上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还上，我就要向你们银行的领导汇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定督促亲戚马上还钱。”蔡梅生信誓旦旦，“不过呢，这事到此为止，再不要往外扩散了。”

就这样，蔡梅生很快就把两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送到了经济审判室。自那之后，他每遇见王加根，就像见到仇人一样，不理不睬，似乎满肚子都是火。

王加根之前当然没有预料到，依法清收不良贷款会得罪银行的同事。城区办事处主任都在抱怨他，信贷人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说风凉话，嘲笑和讽刺他，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诉。准备起诉哪笔贷款，还是先征求一下支行信贷股及相关办事处主任的意见，免得把大家都得罪干净了。不良贷款能不能收回，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何必那么卖力？学聪明一点儿，就像老易讲的那样，别人玩的时候，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儿。表现得那么积极干什么，又有谁赏识你？只会遭大家嫉恨。回想起周兴国横眉怒目的态度，王加根这样劝自己。

回到北街口经济审判室，他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去了一趟支行办公大楼，感觉那边儿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垂直升降的箱式电梯已经投入使用。支行机关干部员工都佩戴上了新发的行徽。股长主任们腰间挂着BP机。楼上楼下的经警都用对讲机喊话……真是日新月异啊！这才离开了个把月，就感觉那里完全变了样子。而北街口这边儿的经济审判室，破烂不堪，死气沉沉，简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什么狗屁经济审判室？其实就是清收不良贷款的专班。什么银行律师？要打官司时想到你，不打官司时你什么都不是，连支行机关那边儿的普通员工都不如。意识到这一点儿，他不免悲从中来。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么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把洪远平委托的官司打好，干出点儿名堂来，或许能够提高自己在银行的地位。

“发什么呆？是不是又在想老婆？”司机小张这时凑到他身边，开玩笑，并且小声告诉他，刚买了一张新碟片，最流行的歌曲，问他想不想听。

王加根心情烦乱，也干不成什么事情，就站起身，跟着小张一起下楼，钻进吉普车里听音乐。

两个人听得正带劲儿，饶春芳突然跟了过来。他拉开车门，二话不说，就把汽车钥匙给拔走了。

小张非常尴尬地呆在那儿。坐在副驾的王加根也非常生气，克制着情绪，强忍怒火，一句话也没有讲。

回到经济审判室，王加根刚坐下，饶春芳拿着一张传票朝他走过来，叫他去一趟孝天车站印刷厂。

“送传票是法院的事情！我是银行诉讼代理人，送什么传票？”王加根没好气地予以拒绝。

饶春芳脸色变了，质问道：“那你今天上班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代理诉讼的。”

“是哪个叫你代理诉讼的？”

“未必还要你叫？我有洪远平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是洪远平让我来代理诉讼的！”

饶春芳被呛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返回座位。

出了这口恶气，王加根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一点儿。

狗日的饶春芳，总是把经济审判室的吉普车当成他的私家车，接他上班，送他下班，干私人的事情。别人用一下，他就不舒服，连听听音乐都不行。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出你的洋相，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去行领导那里说我的坏话吗？给小鞋我穿吗？老子才不怕呢！不给点儿颜色你看看，总以为老子是好欺负的。

饶春芳与王加根交火，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坐在一边儿看笑话。尤其是郑庭长，看到饶春芳白眼翻，心里要多熨帖就有多熨帖。

短暂的安静之后，王加根起身走到郑庭长面前，简单地汇报了洪远平向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最后说：“估计这段日子我得把审判室的事情放一放，全力以赴打那两场官司。”

郑庭长很聪明，心领神会，知道自己无论同意与否，王加根都会去忙洪远平交办的案子，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行！洪行长安排的工作，我全力支持。忙你的去吧！反正审判室眼下事情也不多，前期审的案子都没有办结，也没必要再起诉新案子。”

王加根道过谢，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锁好抽屉，拿上自行车钥匙出去了。他准备去北街口办事处，了解一下燃料公司那笔汇票业务的具体经办情况。原来，这起官司的始作俑者是陈俊杰。

陈俊杰实习期满，在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柜员，负责联行会计业务。为市燃料公司开汇票是他办理的第一笔票据业务。开票的各个环节他都做得比较仔细，但票开出去之后，忘记了邮寄票根。

按照A银行业务处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开出的汇票交给持票人，票根则由开票行邮寄给付款行。付款行只有在汇票与票根核对无误后，才能兑付。A银行山西省大同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就是因为没有收到票根，才拒绝兑付汇票，引发了这场官司。

看到昔日同室而居的朋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王加根也很同情。他劝陈俊杰想开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出差错是难免的，不要背太大的思想包袱。而银行坐班主任和几个会计人员却站出来，为陈俊杰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事不能完全怪小陈，付款行也有责任。没有收到票根可以打电话询问，都是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内部沟通。

“我们开出的汇票应该见票即付，凭什么拒绝付款给持票人？”坐班主任气呼呼地问。

票据业务方面的事情，王加根不懂，不敢贸然发表意见。无论别人讲什么，他都认真倾听，不清楚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过错究竟在哪一方，他也拿不准。怎么办？只有求助于书本。他走出银行，翻过大天桥，来到市新华书店。楼上楼下找了好半天，没有看到票据业务方面的书籍。他又骑上自行车，前往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地区新华书店。在法律书籍专柜，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结算办法》。

他喜出望外，掏钱买了一本，回到后湖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完这个单行本，他也觉得兑付行有问题。汇票上的各项要素齐全，必须无条件付款。至于核对票根的行为，只是A银行内部规定，不应该成为拒绝付款的理由。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他觉得这个官司有得一打，情绪比较亢奋。

看到窗户外面断了光，这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于是起床洗米煮饭，打理蔬菜，准备简单的晚餐。平时日子，他吃过晚饭后总是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住在后湖宿舍，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无聊。这里不像北街口那么热闹，附近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或者听收录机。老易和司机小张也住在这个院子里，有时会过来邀他打麻将，但他对此提不起兴趣。赢钱输钱是事小，那种无聊的游戏特别浪费时间，还容易伤感情。百无聊赖，他有时也会去敬文家里看电视。可步行好几里路，来到北正街上的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常会见敬文家的大门被铁将军把守。他只好失望地回后湖宿舍睡觉。因为睡得太早，下半夜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到天亮……

今天晚上有事干。他得抓紧时间写答辩状，把脑子里想好的一些观点和理由记下来。其实，这也没花多少时间。答辩状初稿完成时，八点钟不到。由于刚刚用过脑子，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又开始想念远在花园镇的老婆和女儿。

此时此刻，她们母女俩在干什么呢？

王欣肯定趴在木凳子上写作业。方红梅上礼拜病了，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症状有点儿像感冒，也不知好些没有。晚上她要么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要么在家里忙家务，洗碗，清场，洗衣服，拖地……唉，她们娘儿俩也够可怜的。隔这么远，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难得为她们分忧。往后周末回家应该多干点活儿，多尽点儿义务，不能总是发牢骚、耍脾气，把负面情绪带给家人。更不能只想着自己快活，像小孩子一样与老婆闹别扭。欣欣那么听话，我还动不动就吼她，甚至动手打她，真是不该啊！

总盼着改行和进城，梦想成真了，也不过如此。在牌坊中学教书时，忙得脚不沾地，业余时间还写出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干出了让人羡慕的成绩。现在呢？上班轻松，下班有的是时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可半年过去了，却没有发表一篇像样儿的文章。经常感到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游荡。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都丢了，规律也打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那么白白地流走。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快活不起来？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日子怎样过才有意义？”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真是贱啊！我就是个贱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