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临近，王加根满以为学校领导会安排他补课的。
他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如果跟班上的话，新学年，他就该教毕业班了。按照惯例，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给即将进入初三的学生补课。提前上初三课程，为下学期复习备战中考腾挪时间。
参加暑假补课的教师虽说牺牲了休息时间，但是能够领到比平时上班高得多的补课费，大家不仅没有怨言，还满心欢喜，甚至把学校领导安排自己补课当成一种恩赐。只有担任初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的教师，才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补课的教师，通常也是新学年拟教毕业班的人选。
因为中考的残酷性和重要性，学校对初三教师的挑选向来比较慎重，通常会把教学能力最强、教学业绩最好、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安排在毕业班把关。挑选出全校各学科的拔尖教师，组成最强大的阵容，参与中考的白热化竞争。
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形势所逼。中考成绩好坏与否，不仅事关初中毕业生的前途和命运，也直接影响学校的声誉。在现行普通中学教育体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升学率。衡量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升学率高不高。如果是高中，就看每年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人数有多少；如果是初中，则看每年考上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人数有多少。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很明确：高中盯高考，初中盯中考。可以这样讲，高中就是为高考而办的，初中就是为中考而办的。
升学率是中学教育的生命线，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兴衰与存亡。鉴于此，各中学对毕业班把关教师的挑选自然非常严格，不敢有丝毫马虎。非毕业班教师可以轮换着上下，毕业班教师则相对固定，甚至多年“坐庄”。对于教师个人来讲，能够进入毕业班教师群体，往往也是一种荣耀。而想获得这种荣耀，除了教师自身的努力，还必须得到学校领导的认可。
王加根到牌坊中学两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程，在每一次期中和期末考试中都优于平行班，在花园区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他在作文教学上的大胆创新，收效非常明显。他所辅导的学生，先后在省、地、市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奖，有的学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工作能力和教学成绩摆在这儿，加上校长丁胜安三番五次承诺，他估计下学年肯定会带毕业班，做好了暑假给学生补课的准备。但是，在放假前的校务会议上，张仲华宣布暑假补课教师名单时，却没有王加根。当时，他很失落，也非常郁闷。几个长期教不上毕业班的年轻教师幸灾乐祸，或者把他拉到一边儿叽叽咕咕，为他打抱不平，说学校领导做事向来就是这么“差火”。连那些喜欢他的学生们，都觉得王老师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过分地去指责牌坊中学的领导层。如果让我们去决策这件事，同样会感觉比较为难。毕竟，王加根从来没有教过初三，没有带毕业班的经验，又那么年轻。让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愣头小子当把关教师，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弄不好，就会砸牌坊中学的牌子，耽误学生的前程。
暑假补课的愿望落空后，王加根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照校。
每年寒假和暑假，牌坊中学都会安排人员值守，俗称照校。目的是防止学校的财产被人盗窃，防止校舍及水电设施遭人破坏。照校人员原则上必须住在校园里，白天晚上都要巡逻。
因为对人身自由有比较大的限制，又承担着那么重大的责任，照校人员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照校费。尽管照校费数额较小，与补课费没办法相比，但毕竟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对于那些假期找不到门道儿赚钱的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
炊事员肖金平是丁胜安的外甥，又承担着假期为补课学生和教师做饭的责任，基本上是固定的照校人员。另一个照校人员，名单则经常在变。今年情况比较特殊，校园里有了加根夫妇和彩清老师两家住户。既然暑假期间他们都不外出，完全可以安排他们照校。
基于这种情况，王加根就产生了对照校费的渴望。不过，学校也不可能安排三个人照校——这不符合历年来形成的规矩。屁大一点儿校园，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照看。领导只能在王加根和程彩清两人当中，挑一个出来与肖金平合伙照校。
王加根多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啊！他眼下太需要钱了。
方红梅七月十号去湖北大学面授，等不到发七月份的工资，而家里仅剩下准备油漆家具的那四十多块钱。看来，这些钱只能临时挪作他用，而且必须尽量节省着花。在武汉学习和生活二十多天，往返路费、住宿费、餐饮费、教材费、资料费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花费，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四十多块钱全部给她也未必够，还必须留下一部分给王加根。他要吃饭啊！留下的生活费，至少要让他能够维持到七月十五号发工资。
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真是精辟啊！王加根算是有了切身体会。
为了钱，他现在竟然要与程彩清竞争照校的机会。
王加根觉得，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学校教书，又都担任着主要课程，总比程彩清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重要吧！论人缘，他们夫妻二人也不错。领导信任，同事尊重，学生喜欢，家长们好评。这些都是不学无术的程彩清无法相比的。从经济状况来看，王加根和方红梅眼下也要困难一些。他们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没有还呢！学校领导理所当然应该对他们予以关照。
尽管优势这么明显，他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种不自信，其实由来已久。不错，他和方红梅老实本分，待人真诚，工作努力，自学刻苦，平日总是读书写字，不搞歪门邪道，但他们的寒舍却门可罗雀。程彩清上班混钟点，下班从来不摸书，家里连一本连环画都找不到，不分白天黑夜地抹牌赌博，但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加根红梅贫穷，而程彩清比他们富有。世人对花钱慷慨、出手大方的人总是刮目相看。有的时候，王加根甚至怀疑他们为人处世有问题，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对，犯了路线错误。因此，在学校领导会不会安排他照校这个问题上，他推测起来还是比较谨慎。最终的结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
学校领导研究后确定的暑假照校人员为肖金平和程彩清。
王加根一下子被激怒了。
丁胜安和邹贵州是行政管理人员，没有任何课程，暑假却打着领导带班的旗号。每天来学校晃一晃，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电视，或者躲进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还是与补课教师一样领加班费。张仲华教初三政治，本没有补课的必要，仍然加入到了补课教师的行列。逢到他以领导的身份带班时，同一天时间，既领补课费，又领带班费，享受双份补贴。
真是他妈的一群贪官污吏，哪儿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王加根私下里把学校领导逐个臭骂了一通。尽管还是补不成课，也照不了校，但骂过之后，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这很有点儿阿Q。
不就是少赚几个钱么？多赚这几个钱，我发不了财；少赚这几个钱，我也不一定就活不下去。算了，我视而不见，全当是牌坊中学既没有人补课，也没有人照校的。
可问题是，暑假正式开始后，牌坊中学总有同事进进出出，在王加根的眼前晃。这些人，要么补课，要么照校。他们出现在校园里，都有额外收入。唯独守在学校里的王加根，一个子儿的额外收入都没有。想起这一点儿，他还是感到难受，也有点儿难堪。在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死皮赖脸地留在学校。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境地，他真想离开学校，找一个合适的去处。反正放假了，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但是，他能够去哪儿呢？
河北保定他是肯定不会去的。他已下定决心不理白素珍，从此与她一刀两断。去北京？到他姐加枝工作的北京农业大学玩？去来的路费那么贵，还不知姐姐在不在学校，有没有其他的安排。姐姐也放暑假了，又正谈恋爱，说不定和男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呢！或者和春节时一样，陪男朋友去广州补习外语了。听说张德林考上了公派美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为出国作准备。这种可能性极大。
要不，就到王李村住一段时间？可王厚义和胡月娥会不会认为他是回家吃“血汗”？家里这段日子农活不多，不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加根与王厚义胡月娥又没什么话讲，还特别烦整日大哭小叫的加叶和加花。回到那个冷冰冰的家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方湾菜园子村呢？方红梅和敬武放假离校时，曾邀请加根一同前往，但他理性地回绝了。敬文参加完高考回家了，腊梅放假也回家了，再加上红梅和敬武，一大家子人挤在破破烂烂的几间屋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天气又热，蚊子苍蝇又多，日子肯定也很难受。再说，女婿老在丈母娘家里蹭饭吃，外人也会说闲话，面子上挂不住。
去白沙铺大舅家里玩几天？那也不是长远之计。
出去旅游身上没钞票，做生意没本钱，打工又找不到门道。真是走投无路、投亲无门啊！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深居简出，死啃可怜巴巴的工资。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吧！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他也该静下心来，谋划一下自己的未来。前段日子忙于结婚，忙于复习考试，忙于应付胡搅蛮缠的白素珍，忙于治疗那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根本就没心思考虑未来的事情。结婚了，安家了，如何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他必须思考和面对的。
他觉得，总的原则应该是把日子过得充实，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把书教好，当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饭碗工程”，必须摆在第一位。勤奋写作，追逐当作家的梦想——痴心不改，初心不变。刻苦自学，尽快拿到大学文凭——形势所迫，丝毫也不能马虎。
在文凭这个问题上，他想得比较多，考虑得比较复杂和长远。即使工作上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他也必须努力去奔文凭。因为老婆在前面当参照物，容不得他懈怠。再过四年，方红梅就可以拿到本科学历。如果他还是个中专生，那怎么行？别人怎样看他？每个月领工资时，他的脸往哪儿搁？要争气！不说赶上或超过方红梅，差距也不能拉得太大了，最起码要大专毕业，不能让老婆看不起。
写作能否见成效，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文凭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因此，绝不能因为写作耽误了自学考试，应该把奔文凭放在优先的位置。
结了婚的男人就是一家之主。除了工作和学习，还要安排好小家庭生活。不能当个枯燥乏味的“老死板”“老古董”，要成为爱好广泛、懂生活、会娱乐、有趣味的人。看电视，听音乐，学唱歌，吹口琴，下象棋，打扑克，跑步锻炼，打羽毛球，练书法，种花养草，周末去电影院看电影……尽量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多些仪式感，还要主动承担家务。
自从与方红梅一起生活，恩恩爱爱的时候居多，但磕磕碰碰的时候也不少。扯皮和吵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家务活。
分居两地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偶尔聚到一起，还互敬互让，很少产生矛盾。现在天天厮守，长期在一起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像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两人都要上班，都要自学奔文凭。劳累之后，都想休息放松一下，可家务事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多么恩爱，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所有家务包揽下来。
最初，他们干家务是“吃大锅饭”，结果孳生了偷懒和攀比的心理。一方在干活儿的时候，看到另一方闲着就不舒服。即使另一方没闲着，只是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或写字，对方心理上也不平衡。都想做“红花”，都不愿意当“绿叶”，矛盾就不可避免。因为闹别扭，两人心里都不快活。有时甚至好几天互相不理睬，晚上睡觉背靠背，白天工作也没精神，拿着书本也提不起兴致。
后来，他们对主要家务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男的买菜，女的做饭；男的洗碗，女的洗衣；男的拖地，女的清场。至于分工范围以外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他们甚至商量过，是否可以考虑在校园里种点儿菜，或者养几只鸡。
对呀，利用暑假休息时间开荒种地！
自己种点儿蔬菜，学校厕所里有的是大粪，有机肥料种出来的蔬菜吃着也放心，既新鲜，又不需要花钱去街上买。这样节省下来的开支，还不等于是赚钱。
开荒种地需要锄头铁锹等农具，没钱购买。这好办，可以到邹肖村学生家里去借。暂时用别人的，等发了工资再去添置。
有了开荒种菜的计划，正准备行动时，天气又不作美。几乎每天都是阴雨绵绵。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下得人心烦意乱。
家里只有一把雨伞，让方红梅带到武汉了。
没有伞，王加根就懒得出门，懒得去买菜。一日三餐吃面条，对付着过。白水煮面，加点儿油盐和酱油里面，就成了他填充肠胃的主打饮食。接连吃了几天，他感觉实在难以下咽。不仅没有食欲，而且见到面条就反胃，作呕，想吐。
“能够在面条里面加点儿青菜就好了。”这样想着，他便起心去隔壁程彩清家借把雨伞，上花园镇一趟。
翻出钱包，他又有些犹豫。家里的钱都让方红梅带走了，他只留了五块钱生活费。七月份的工资不知道哪一天发，如果吃光老底，万一来了客人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又打消了上街买菜的念头。先撑着吧！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花园镇买菜。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
雨水沿着屋顶的瓦沟流淌，顺屋檐下坠，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流水声中，偶尔还会夹杂着一两声麻雀的啼叫。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王加根站在自家客厅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外面，校园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如同无人光顾的坟地一样死气沉沉。初三教室离得远，那里的情形他一无所知。
菜可以不买，但水必须出去提。洗口、洗脸、洗衣、烧开水、做饭，都少不了干净的自来水。趁着雨声渐小、雨点不那么密集的时候，王加根一手拎一只塑料桶，打算出去提两桶水回。
去学校食堂门口水管与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水管，距离差不多，但他不愿意去学校食堂门口接水，不想让补课的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在校园里面晃荡。沿着火砖头铺成的甬道走向学校大门时，他发现操场周边的野草疯长，与放假时相比，茂盛了许多。野草丛中，还可以见到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荠菜之类的野菜。这些野菜他认识，小时候他挖这些东西回家喂猪。读小学时，他还吃过“忆苦思甜饭”，知道这些野菜也可以供人食用的。
对呀！为什么不挖些野菜回家煮面条？野菜煮面条，肯定比白水煮面条好吃。野菜的味道并不比街上卖的蔬菜味道差呀！有了这样的灵感，王加根高兴起来。
把水提回家之后，他就拎起平时买菜用的竹篮子，拿了把菜刀出门。他没有在操场周边挖野菜，而是直接去了校园外面的农田。田埂上、池塘边、庄稼地里到处都能找到野菜。因为连日下雨，土地松软，挖野菜也特别容易。没多大一会儿，他就挖了满满一竹篮。
在部队抽水房门口洗野菜时，广广黄问他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包饺子。”王加根撒谎说，“野菜包饺子好吃。”
广广黄马上赞同，还补充说，广东人特别喜欢用野菜包饺子。
回到家里，把洗干净的野菜下到锅里煮面条时，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他的鼻根，泪珠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慢慢滑落。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点儿心酸。
从小到大，除了“忆苦思甜”时吃过野菜，他还没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吃过这种东西。没想到，他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竟然不得不拿野菜充饥！小时候挖野菜都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挖回来，却是用来喂他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天天盼望着发工资。
这天上厕所，他正好碰到了补课带班的邹贵州，随口问了一句：“邹会计，七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蹲着大便的邹贵州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还想领工资？你欠学校那么多钱，还不够扣呢！”
加根有点儿尴尬：“全部扣吗？扣完了，我吃什么呀？”
“你吃什么？我怎么管得了？自己去找地方吃去！”邹贵州显然有点儿恼火，“你借的那两百块钱，是我从基建款里面挪出来的。学校马上要建围墙，修门房，等着钱用呢。”
这事王加根知道，学校开会通报过。牌坊中学准备把现有围墙全部拆除，四周向外扩展，把西边的操场围进来。校园面积将比现在扩大一倍。另外，在正对花园镇的方向，开一个宽敞气派的大门，修建两间门房，一间供门卫住宿，一间作为传达室。以后邮差送报刊信件，就不用去办公室，直接交给传达室。这项工程必须在暑假期间完成，新学年开学时，以崭新的校容校貌迎接第一个教师节。
顺便交待一下，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将每年的九月十号定为教师节。
“学校建围墙修门房，也不缺少我这两百元钱吧！”王加根撒完尿，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邹贵州理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眼下确实有困难，学校每个月多少给我留点生活费，其余的都扣掉也没关系。账，还是得慢慢还嘛。”
“你这不是说胡话？我这儿又不是银行！”邹贵州把手里的半张报纸对折，擦完屁股，提起裤子站起身，“银行贷款可以慢慢还，但那是要付利息的。学校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各有各的用途。我刚才说过了，借你那两百元钱是学校的基建款，属专项资金。挪用专项资金，是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万一检查起来，我没办法交待，搞不好还要受处分。”
听到这儿，王加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看来，邹贵州确实有他的难处。但是，现实又摆在这儿，两百元的账债，他和方红梅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还。要是全部扣光了，他们就没钱吃饭，得饿肚子。
有道是，兔子急了也咬人。王加根从其他教师那儿听说，丁胜安家里建房子，找学校借过五百元钱，至今也没有还上。既然被逼上了绝路，他也不想求情，说话反而硬气起来：“欠学校钱的不只我一个人吧？要扣就都扣！只要一视同仁，我没意见。”
已经穿好裤子的邹贵州站在那儿，被噎得白眼直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一视同仁？”
王加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扁担揩屁股——横着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钱是我借的，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但扣方红梅的工资，肯定没道理，她又没有找学校借钱。”
撂下这句蛮话，王加根就气呼呼地走出了厕所。回到家里，他又感觉自己的态度有点儿过分。
当初找邹贵州借钱时，别人二话没说，就把那么一大笔钱借给了你。你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在别人面前耍横呢？但是，不耍横又能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要吃饭呀！还有敬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不能饿肚子吧。我为什么要借钱？要是不欠学校的账债，我就不用看邹贵州的脸色，不用受这样的窝囊气。
一触及那两百元钱账债，王加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白素珍。
小时候想起妈妈，他总是双眼噙满泪水，脑子里是满满的思念，心里交织着温暖、甜蜜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在想起白素珍，他却眼里喷射出怒火，周身燃烧着愤懑，恨不得杀了这个歹毒的女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母亲，真是亘古未有，全世界少见，可偏偏让他遇上了。他能不心生怨恨么？特别是想起白素珍到处唾沫四溅地造谣惑众，红口白牙地说假话污蔑他，他真恨不得掐死这个女人，撕烂那张无事生非的嘴巴。
与邹贵州在厕所里打过嘴巴官司，王加根非常郁闷。平日里，他与邹贵州的关系还是不错的。邹贵州是学校会计兼出纳，还是总务主任，牌坊中学的后勤工作他统管。教职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都得操心。王加根和方红梅常住学校，邹贵州对他们格外关心，经常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邹贵州家住邹肖村。他女儿在牌坊中学读书，一直在加根的班上。现在正参加暑假补课，马上就该上初三了。家里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儿子。邹贵州学历不高，是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牌坊中学上班的，因此对三个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自己不会教书，却格外尊重书教得好的同事。从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评价，以及学生和家长们的反映，他知道王加根夫妻俩是有能力、有板眼、有本事、有前途的人。还有他们的宝贝女儿，上小学时老是挑老师的毛病，现在回家却叽叽喳喳地说王老师好，方老师好，吵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在厕所里与王加根交锋，他的本意是开个玩笑。没想到，王加根却当真了。两人搞得很不愉快。说真心话，他压根儿就没有逼王加根还钱的意思，更不会强行扣他的工资。
争吵之后，他马上就后悔了。回家与家人说起这事，还被老婆臭骂了一顿。不管怎么说，王加根是女儿的老师，还指望着别人关照呢。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后也会到牌坊中学，指不定又会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班里。关系弄得这么缰，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现在别人有困难，借的是公家的钱，你邹贵州逞什么能？就算是找你借钱，别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你也不能把人家逼得那么急。缓一缓又怎么了？你就是《白毛女》里的黄世仁！
七月份工资拨下来之后，邹贵州没等王加根来找他，就拿着工资单和现金直接送到加根的家里。
王加根闷闷不乐地签完字，等着邹贵州拿借条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