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湖宾馆是孝天市规模最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宾馆，同时也是孝天市人民政府招待所。

在宾馆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摆成“回”字型的会议桌周围坐满了人。“回”字中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五盆一品红。这种植物下部椭圆形的叶子是绿色，顶端狭小的叶片是红色，看上去很像花瓣。会议桌上摆着一些塑料花瓶和小盆景，还有开水瓶、陶瓷茶杯、烟灰缸和带过滤嘴的“永光牌”香烟。会议室主座后面的墙壁上，拉着一条很长的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四十二周年暨《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有孝天市副市长、市文化局局长、市文化馆馆长、市广播电台台长、孝天报社社长和《澴水浪》杂志主编等，还有专程从武汉赶来的省作协副主席。令人吃惊的是，坐在这些领导对面的获奖人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不是王加根吗？

对，正是他。他是所有获奖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和名气如雷贯耳的作家侃侃而谈，王加根心情异常激动，同时又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走到了这些人中间，并且与他们坐到了一起。

这就是进步，就是对他这些年勤奋耕耘的肯定。

没有奖金。奖品也很简单：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个陶瓷笔筒和一个小陶瓷花盆。虽然不值几个钱，但书香气息很浓，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会议只有半天时间。

散会之后，大家到宾馆餐厅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王加根拎着装有奖品的纸袋子，来到孝天市汽车客运站，买了一张前往方湾的车票。他准备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见个面，然后步行到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

明天星期四，他必须赶回牌坊中学上班。

王加根之所以这样规划返程路线，除了想见方红梅，与她分享获奖的喜悦以外，还有一件重要事情与方红梅商量。

前天上午，王加根收到获奖通知的时候，涂勇突然来牌坊中学找他。与涂勇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面相较熟、却叫不出名字的师范同学。

他把两位老同学带到自己的宿舍。

“他是师范同学，与我一个班，叫舒建新，在陡山中学教书。”涂勇把同行者介绍给王加根。

“认识！认识！”王加根客套地应和，“在师范时我们常见面。”

舒建新说，那时他经常在墙报，王加根的作品写得不错。

涂勇又谈起了他从襄花小学调到白合中学之后的情况。

直到大家把该说的废话说得差不多了，才进入正题。

原来，舒建新是肖港公社人，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了陡山公社。他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没有其他兄弟，老人没人照顾。因此，他一直想从陡山公社调回肖港公社。可公办教师跨公社调动，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一直未能如愿。

这种情况，王加根心里当然清楚。公办教师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均由公社财政发放，教师人数的增减，直接影响公社财政的负担。各公社对公办教师数量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教师人数减少，皆大欢喜；教师人数增加，则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公办教师调出比较容易，而想调入则非常困难。撤社并区后，公办教师的薪酬改由区财政发放，教师流动的瓶颈也变成了跨区调动。

“我听说你和方红梅在谈恋爱，有没有想过把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舒建新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加根回答：“想当然想过，但谈何容易！”

舒建新马上兴奋起来，抛出了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方湾划归肖港区管理后，小方从方湾中学调牌坊中学，实际上就是从肖港区调到花园区。而陡山又划到了花园区，我从陡山中学调往肖港，就变成了从花园区调到肖港区。我和小方调出调入单位相反，正好可以对调。对调不影响两个区的财政收支，应该比较容易。”

对呀！这倒是一个好途径。王加根也激动起来，饶有兴致地与舒建新聊起了对调的事情。

真没想到，这件困扰他和红梅一年多的难肠事，竟然这么戏剧性地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正如他收到小说获奖通知一样，完全没有征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事就找上门来了。

双方约定，先去市教育局咨询对调的办理流程，再开始实质性操作。此后几天，王加根一直盼望着去孝天城参加颁奖大会。

昨天，他特地去了一趟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明确答复，对调这种事情，只要双方教育组同意，市教育局一般不会干预。因此，他必须马上与方红梅商量这件事，趁热打铁，抓紧办理，不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王加根坐汽车到达方湾后，径直前往方湾中学。见到方红梅，先是炫耀了一下他的奖品，接着就急不可耐地谈起了对调的事情。

方红梅听过这两条喜讯，自然也是春风满面，抱着亲爱的人儿亲吻了好半天。得知王加根要去肖港火车站赶车，她看了看手表，马上反锁房门，脱衣上床，两人轻车熟路地云雨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把语文课全部调到下午，又找马静借自行车，前往肖港区教育组，跑对调的事情。

借自行车时，马静问她去哪儿，她没有隐瞒。

她知道，周东明和周哲凡父子俩正在帮马静往孝天城调。马静三天两头向她报告调动进展情况。别人实话实说（尽管有炫耀的成分），自己干嘛要去隐瞒呢？工作调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骑行十五里路加上中途渡船过河，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方红梅能够把自行车骑得这么快，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当她兴冲冲地来到肖港区教育组，找到教育组长，提出与舒建新对调时，教育组长表情比较冷漠。

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打着官腔道：“学期中途教师要求调动工作的，一律不予考虑。到了暑假再说吧！”

当头一盆冷水，方红梅只得失望地离开。

返回方湾的路上，她窝了一肚子火，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官老爷恨得咬牙切齿。快到万安渡口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她只能顶风冒雨地行进。

过河之后，走了一段河堤，就是田间小路。路上的泥土被雨淋湿之后，变成了粘性很强的泥巴。泥巴糊在自行车轮胎上，别说骑行，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她只能把自行车扛起来，踩着烂泥，一哧一滑地艰难行走。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压在肩膀上，吃力不说，还硌得肩胛骨生疼。

回到方湾中学，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泥泞满身，显得狼狈不堪。她咬咬牙，去池塘提了几桶水，把自行车冲洗干净。然后，又去食堂打热水回宿舍洗澡。

忙了半天，人累得够呛，身心疲惫，却没有一点儿效果。

下午上班时，方湾中学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方红梅要调走的消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前来打听。

池松山酸溜溜地说：“你终于可以结束夫妻分居生活了。”

方红梅气得恨不得骂人。不过，她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笑而过。何必呢？都是同事，说不定暑假之后自己就离开这里了，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啊！

肖港区教育组这边吃了“软钉子”，花园区教育组那边进展还算顺利。王加根和舒建新一起去找教育组长刘福民。

刘福民听过他们的要求，没有马上答复。

他看看王加根，又看看舒建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拿起钢笔在舒建新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紧接着，又对王加根说：“你女朋友调到花园区来我没意见，但我不能保证把她分到牌坊中学，去陡山中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加根没有吭声。

陡山中学距牌坊中学有三十多里路，各方面条件比较差，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这也是舒建新想离开那里的真实原因。

让方红梅去陡山中学，会不会太委屈她了么？她愿意去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调到花园区来再说。至于分配到哪一所学校，那是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就算方红梅真的分到了陡山中学，也比现在相隔百里要方便得多。两人同在花园区工作，属同一个教育组管理，将来想往一起调，也要容易一些。

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与刘福民争辩，算是默认了。

花园区教育组同意后，王加根就全力以赴主攻肖港区教育组。

他先帮方红梅写了一份《调动申请书》，找方湾中学领导签字盖章。再拿着这张纸一次又一次地往肖港区教育组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死乞白赖的软磨硬缠，肖港区教育组组长终于在方红梅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王加根又骑车到陡山中学，约上舒建新，一起到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看过两份《调动申请书》，公事公办地答复：“你们回去等着吧！这事还得局党委会研究同意。一旦有了结果，我们会把调令发到花园区教育组和肖港区教育组。”

跑调动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暑假临近，牌坊中学教学秩序突然混乱起来。

办公室里很少有人办公。桌椅东倒西歪，杂物随处可见。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纸盒子、玻璃碎片、墨水瓶、粉笔、木板子、三角板、圆规……挂在墙上的《考勤簿》和《听课记录本》被撕得稀乱。

教室的情况更加糟糕。课桌和板凳好多都被人为损坏，缺胳膊少腿儿；窗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被打碎的玻璃片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教室门不是被打破了，就是被卸掉了。电灯不见了踪影，有的连灯头都被扯走。地面好多天没有清扫，纸屑、玻璃碴、粉笔头和灰尘等垃圾积了半寸厚。

丁胜安一个多星期没来学校打照面，据说是在家里建私房。张仲华和邹贵州从早到晚躲在宿舍抹长牌，完全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责任心稍微强一点儿的教师，偶尔到办公室或教室里转转；责任心差的则百事不管，每天到学校点个卯就回家了。

牌坊中学的暑假就是在这种散马无笼头状态开始的。

眼见教师和学生们欢天喜地地回家，王加根这才记起自己快半年没回王李村了，突然间特别想奶奶。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都快把奶奶忘记了。

带着满腹的自责和愧疚，放假的当天下午，他就骑自行车前往王李村。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

王加根走进家门，便望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

老人家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大哭大闹的加叶，右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

加根走到奶奶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根么？”老人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根么？呜呜呜……”她突然哭了起来，声音颤抖，“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奶奶说，她晚上做梦总梦见加根，想他想得好苦，天天都盼着他回来。

“你好像完全忘了这个家，忘了还有奶奶。”

加根双膝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道歉，流泪，抽泣。

良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他可曾吃饭，叫他替她照看一下小孩，她去煮面条。

加根谎称自己吃过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老人家于是絮叨起来。

她说，王厚义和胡月娥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屎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不要紧，要是娃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奶奶身上的疮疤，王加根心如刀绞。

“也没做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烧个火，洗个碗，摇个娃，洗个衣服。只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奶奶掀起围裙擦去脸上的泪水，笑着告诉孙儿，“他们弄了好吃的，总会给我盛一浅碗。我还求什么呢？只等着死了睡棺材。”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特别难受。

奶奶太容易满足了。少一点活儿，多一口吃食，就觉得是生活对她的馈赠，因此感激不尽。她没有生育儿女，却抚养了好几个后人。年近八旬，还要同时带两个小孩，干那么繁重的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