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更多资金投入经济增长，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的群体都将会享有更高的收入，所有人的状况都将变好，代价就是两个群体之间更大的收入差距，也就是所谓的收入不平等，因为收入最高的群体通常有更快的收入增长；在我看来，这一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得失交换。

依照宫下教授的观点，她愿意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更平等的收入，她宁愿看到所有人都更贫穷，她不愿意见到有人得到更多；我虽然从未公开反驳那位教授，对方跟我相处一段时间，她也差不多摸清我的学术立场。

对于学术上的分歧，宫下教授懒得与我争论，不过，她私底下给我起个外号：财阀的走狗。

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客观来讲，我的观点确实更加有利高收入群体，哪怕，我无意代表高收入群体的利益。

总之，我与宫下教授关系处得不好，我与她也没能达成学术上的求同存异，她不仅私底下没给我好脸色，公开场合也多次点名批评我；某一次的讲座中，她甚至在两百名学生面前取笑我：中田没有认真读书，你们不要学他。

一年后，我果断接受一桥大学的邀请，跳槽到那里继续担任副教授，我这也大概也能算是升职，国立一桥大学与私立笠场大学，两所大学的副教授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一桥大学位于日本东京，专攻社会科学的小型大学，每年只会招收一千多名学生，师生比大概维持在一比十，我在那里任教算是适应良好，教学任务十分轻松；并且，因为本身属于国立大学，财务预算可谓十分宽裕，我作为副教授都能拥有一个独立办公室，在笠场大学的时候，我还要跟两个讲师与四个研究员一起分享办公区域。

我之后顺利升职为教授，我在一桥大学一直干到退休，数算日子，我在一桥大学工作三十多年，任教与研究，差不多就能概括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我上课真就是按部就班、到点走人，哪怕之后没有其他安排，学生有事基本都是给我发邮件，或者预约我的会面时间。

然而，学生好像还挺喜欢我，我经常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正面反馈，每个学期末都会有校内问卷调查，我还曾经拿过本校的教学卓越奖。

我退休前几年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理由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总结一下就是：学生眼中，不点名的老师就是好老师，不挂科的老师更是好老师。

我大概是在剑桥的时候沾染一、两个坏习惯，三一学院整体氛围还是很自由，一个本科生的上课时间永远少于每周20小时，教职的工作时间同理，真就完美遵循英国学校的教育哲学：提供一个令天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换言之，自由放任的教育方针，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学风自由。

我的课堂从来不点名，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来上课的学生会来上课，不来上课的学生不会来上课，反正大学一直都有挺清晰的录像设备，学生登陆账号就能看到教学录像，有疑惑就发邮件问我。

我习惯在考试中留几道主观题，这样比较容易放过那些在及格线蹦跶的学生，最后算总分还是挂科的学生...我也就只好布置一篇论文：反思自己在这门课中学到什么；这就是走个过场，学生随便交给我什么反思，我都会给他们及格，更高的分数就别想。

所以，无意之中，我好像就变成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原因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学风自由。

我每学期教2-3门课，每年面对200到400名学生，我其实记不住大部分学生的名字，我也很不喜欢高强度的师生互动，我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研究；我的研究设备只有一台电脑和纸笔，我不需要有更多设备，基于这点，我应该算是十分节俭。

做研究要趁早，四十岁以后，我明显感觉失去创新能力，我那时也已经升为教授，我享有大量学术自由，我选择转变研究领域，从经济建模转去研究经济思想史，成天埋首故纸堆，整理前人的思想与观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这些人的原著，我或多或少都有拜读。

我有时感觉自己的前半生是应用数学家，后半生变成哲学家，基于研究领域本身的特点；经济建模一半是统计学、一半是数学，成天面对的就是统计数据与微分符号；经济思想史从内容到研究方法都像是哲学或者历史学，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中被归类为经济思想的观念，研究过程中大量引用某个已故名人的原话，大致就是分析与澄清历史上某人曾经提出过的经济思想与观点，为了研究方便归类一组观点接近的思想家为学派。

我大概算是理论家中的理论家，论文发表算是挺多，引用数也还过得去，工作时间都花在任教与研究；我有意回避社会服务，银行、企业和政府的咨询工作，我一律统统推辞，次数一多，那些机构也都不来找我，我乐得清静。

作为代价，我在公众那里一直都没名气，远远比不上一些几乎成为电视台常客的同僚，应用方向的同僚可能更在乎公共影响力，理论方向的...我倒是真无所谓，其他同僚说不好。

大学教职，最苦最累的其实是指导论文，指导论文经常要言不由衷地夸奖学生的构想，心里头其实不以为意，面上还要假装很欣赏，最后，小心地以一种保护年轻人自尊的方式，给予对方，嗯，建设性反馈。

相比之下，我最早带的那批学生可真是省心，毕竟是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

我在剑桥时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博士生，原则上，剑桥大学的讲师可以指导博士论文，实践上，最终还是取决于有没有学生申请讲师作为导师；我当时还真就有三个博士生，我对那三人也是印象深刻，大概所有老师都会记得第一批带过的学生。

那三人中，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她后来留在英国服务财政部，她还有与我保持联系；一位来自印度的男性，他后来去喜马拉雅山修炼，他没有再联系过我；最后一个是位英国本地的男性，他后来被芝加哥大学请去当教授，他有时还会跟我合作一两个项目。

去美国的那个学生后来拿到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我们都知道这位早晚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没想到的是...

人生际遇就是这么奇怪，退休前几年，带过的博士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在维基百科上一查那人的简历，母校名称下面就是博士导师，那一行自然就是我的名字。

结果，莫名其妙，我一下子被好事者挖出来贴在网上，不大不小地出名一波，话题越闹越大，我最后居然也成为报纸头条，标题大概就是：“日本教授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震惊，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居然是他”

如水会那帮闲不住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发觉其中的机会，这些一桥大学的校友凑在一起，企业家、政治家、政府官僚，大家借着这股势头发动关系网，竟然也给我弄个文化勋章。

我家祖上八代全是农民，子孙后代得以面见天皇与首相，我真希望裕美与中田先生能够亲眼见证我的授勋式，可惜...总之，从此以后，一桥大学的荣誉墙上又多一个名字，我也算是满载荣光地退休。

职业生涯算是非常成功，感情方面就没那么顺利，我前后有过四段感情经历，没有一个人与我踏入过婚姻殿堂，我在分手时得到的评价，总结一番大概就是：好人、难以相处、没有情调。

最后一任女友名叫萤，她是相亲时认识的银行职员，她跟我交往近一年，同居半年，最终也是离我而去；萤离开时的话语实在是令人难忘：中田你已经与书籍结婚，我插不进你与书籍之间，我觉得自己很多余。

因此，那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关注过感情方面，退休之后发现自己既没有伴侣也没有儿女，当真就是无缘社会的一个典型案例。

不过，大学教职还有额外好处：退休以后还会有学生邀请去参加联谊，日本还挺流行在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上邀请老师，另一方面，家里偶尔会接待上门拜访的学界后进，极少部分是来请求指导或者交流思想，大部分还是想要得到些什么实际利益，比如期刊审核或者作品出版相关的帮助。

退休以前，我是很不耐烦联谊与拜访，感觉这些活动打扰做学问的宁静；退休以后，我发现...自己除了这些活动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年轻时喜欢读书，现在，一天只能集中精力约莫四小时，视力与注意都已经大不如前，写作也时常找不到合适词汇，用来准确表达脑海中的意思。

因此，大部分时候，我也只是在附近公园散步与休憩的一个退休人士。

这些过往不过一眨眼便划过脑海，好似这些年的时间，瞬间便已成为过去。

注意回到当下，目光聚焦对面，绿眼睛的青年微笑着道：“万分感谢！爷爷肯定会很高兴，中田教授远道而来参加他的仪式。”

这人听说过我，心中闪过了然，他听到名字时就知道我是谁。

同时，莫名感到有些诧异...我以为理查德不会愿意提起我，难道，我也是他青春回忆的一部分吗？他这些年变得喜欢怀念过去吗...

心下感慨万千的同时，面上装模做样地冷静询问道：“理查德，嗯，你爷爷生前有留下什么话语吗？我刚才没听清楚悼词。”

“那可真是可惜，我刚才可是在认真地致悼词。“青年不咸不淡地抱怨道

语毕，青年忽然语气低沉地说道：“按照爷爷的原话：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被宝石与甜品环绕的一生，我没有遗憾。”

青年似乎是在模仿说话之人当时的声音，这声音不似青年本身的少年感，听上去更像是中年人的声音。

闻言，右手不由地紧握下摆，无法维持淡定的假面，心中充满高兴与心酸；我能想到理查德生前过着舒适的生活，然而...他是否真的幸福、或者没有遗憾，这两点却是难以确认，我更倾向于否定，考虑到杰弗里与儿子先行一步。

不过，这句话确实是理查德的风格，他在我记忆里就是如此体贴。

我感觉自己已经接近失态的边缘，我也已经恰当地道别理查德，我是时候该离开。

我其实挺高兴见到理查德的孙子，他的面容令我回想起许多年轻时期的过往，他的存在证明理查德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我心中感到几分慰藉，大概就是那种“太好了”的感觉，既是为我自己，也是为理查德。

当然，我也没有兴趣再跟这人继续闲聊，我怕他又说出什么令人失态的话，我开始就已经被看到丢脸的一面，第一印象估计...我觉得今天已经用完十年份的狼狈，再这么下去可不行。

最后，我仔细端详一番对面青年的容貌，聚精会神想要认真地记住这个人，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绿眼睛的年轻人，毕竟，我已经不打算再来英国。

可能是想要在最后留下一个好印象，我放下自己国立大学教授的做派，放弃在人前一直努力维持的从容与威严，真情实意地微笑辞别道：“很高兴见到你，克莱蒙德伯爵，你应该回去参加仪式的后半段；我感觉有些疲累，我必须先行告辞，失礼。”

言罢，果断转身打算离开教堂花园。

“且慢！中田教授，爷爷有东西留给你。”身后传来青年急切的喊声。

闻言，脚步一顿，心中感到万分诧异，理查德居然...

我毫不怀疑对方一直记得我，理查德的记性向来很好，问题是：他居然给我...

“你没在开玩笑？我与理查德的上次见面，那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他怎么可能还会有东西留给我？”头也不回地出声质疑道，心中其实没有怀疑对方话语的真假，这只是在套话。

身后传来青年语速飞快的解释：“我发誓刚才所说的是真相，爷爷确实给中田教授留下东西，我如今没有带在身上，东西被留在宅邸。”

“...你爷爷留下什么东西？”转身地同时出声问道。

“抱歉，我也不知道，中田教授看到后应该就会明白。”

青年脸上此时带着真挚的表情，他大概是真不晓得具体的内容。

我也不打算为难他，反正，东西很快就会见到，感觉有些期待，也有几分担忧，完全没有头绪，到底会是什么物品？

心中暗自揣测，嘴上却提议道：“我们应该回去教堂，我们还要去送理查德最后一程。”

闻言，青年伸手朝着教堂方向做出请的手势，我于是率先迈步走向教堂大门，我又再次回到举办追思礼的教堂，继续参加葬礼的后半段。

此时，道别的队伍依旧还很长，短期内应该是不能进入后半段，后半段需要发至墓地。

看来，理查德的人缘还是挺好，人们排着长队希望与理查德道别；今天还是个周四，工作日也能有这么多人前来吊唁...目测，教堂里此时大概有一百来号人，这里本来就是人口不多的小镇。

我此时依然单独坐在后排，沉默地凝望着灵柩与队伍，心中难以控制地不停猜测，强迫大脑回忆起更多四十多年前的过往。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过程...半响，我认为最有可能是一颗宝石，呼，最好不是那颗见鬼的、被诅咒的白色蓝宝石！

头痛，不晓得是因为过度思考，还是因为某些不快回忆。

注意从专注切换为发散，视线随意扫视四周人群，最后定在某个正在与人交谈的青年。

绿眼睛的青年在我坐下以后提出暂别，他当时似乎还有其他事情，他离去时的背影显得十分匆忙。

我此时忽然产生些许兴致，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位年轻的伯爵，有意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好奇对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似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花瓶。

我瞥见，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里，三个行色匆匆的人前后自教堂外走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青年，拉着青年走到旁边私下交谈，青年每次都是表情平静、姿态沉稳地听完来者叙述，然后三言两语地低声吩咐几句，来者就在一连串点头后匆忙离去，可能是葬礼相关的某些事宜需要有人拿主意，这一幕前后重复三次。

其中有一回，青年交代完事宜，他刚好对上我打量的视线，他很友好地朝我微笑点头，然后又回到之前的圈子继续与人交谈。

他看上去很擅长与人沟通，无论是有些年纪的老人、亦或是衣着朴素的妇人，青年好像都能跟对方聊上几句；我甚至感觉，在这四十分钟里，对方已经跟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交流过至少一次。

总结一下，这位年轻的伯爵令我想起MBA与EMBA项目的学生，那些工作多年、且具备一定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因为青年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与精明干练；他也令我想起那些穿着昂贵双排扣西装、头顶永远带有发胶或发蜡的企业家，成天出没各种宴会与沙龙，觥筹交错之间便谈成一笔生意，因为青年表现出来的善于社交。

我见过很多这两种人，一桥大学与产业界联系紧密，我就算再怎么孤僻，我也不免要打交道这两种人。

经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他们大多数都是充满自信，其中很多都自信到自负的程度；常年发号施令的经历，这也会令人变得强势且充满掌控欲；关于这两点，青年倒是完全没有表现出经理人与企业家惯有的缺点。

如果非要给他挑些刺...他的言行举止表现得太过完美，看上去，他的每一个表情与动作都经过专门训练，恰到好处的同时也显得有些虚假...世家贵公子的惯有作风。

心中暗自生成印象标签，同时，我也忍不住轻叹一口气；视线移向灵柩的方向，此时，排队道别的人已经不多，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十字架下的灵柩。

理查德与...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理查德可没有这种社交蝴蝶一般的能耐。

说起来，我是不是还没有询问伯爵的名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