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伊万诺维奇·布拉金斯基回来了，他住在莫斯科的寓所里，虽然独自一人，但却依旧风度翩翩。为他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工作人员说，这位讲究的老军官总是衣着整洁，他不抽烟，不饮酒，会在下午时分泡一杯茶，看一本书，晚上的时候会去剧院看一场歌剧。他们偶尔相遇的时候，他会从花瓶里选一枝花送给她。

“一位老绅士。”她对她的女伴赞叹道。

“时光还在流动，没有静止，不是么？”伊万把那张照片放到了相框里，他对相片说，“看到头条了么？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葬礼上，ZG人终于来了。”

从1960年等到1982年，中苏间的关系冰冻了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是一个人的整个青春，然而这对于国家来说却不算太长。

我的心脏还跳动着，伊万按着自己的胸口对自己说，他知道自己的行李就放在柜子里，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出发。而现在，时间终于到了，ZG，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必须要再去，他不能留下任何遗憾。

1985年，伊万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这次他不再是文协的书记，他更像是一个普通游客，准备到ZG游览。随着行程的推进，伊万感到自己似乎又将要年轻一次，他关上那本永不褪色的笔记本，把它和ZG来的书信叠放在一起。

“布拉金斯基同志，您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提供洗衣服务的女工作人员关怀地看着他，“你还好么？”

“谢谢，没什么，我吃片药就好。”伊万从他的药盒里拿出一片药片吞了下去。

女工作人员点点头，毕竟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看起来比大多数老人还是要健康得多。

女工作人员帮他把衣服叠好，关上门走了出去，快要下楼的时候，她好像听到了一声呻吟，但她不确定。是布拉金斯基老人么？她伏在门边听了听，再没有动静，她本来要离开，但是责任心和同情感还是让她重新打开了门！

“天呐！您怎么了？”她看到老人跌坐在地上，脸色铁青。

“弹片！”伊万指了指他的腹部，“我想是那片弹片。”

“我去叫救护车！”女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地跑了。

救护车，医院，然后他见到了他久未谋面的家人。

“这是那场爆炸留下的弹片，野战医院的手术能力有限，还有几片残存在他的身体里面。”医生拿着x光片给他看，“您最近太疲劳了，弹片的位置有移动，引发了炎症。”

安娅的儿子来了，他现在早已结婚成家了：“舅舅！您不能去ZG，您这样怎么去ZG啊？”

“您还想去ZG？”医生把片子放到一旁，“除非做手术，要不然您哪里都去不了。”

“那好的，我接受手术。”伊万平静地说。

“您已经七十岁了！老人家！对您来说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静养！”医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恕我直言，很多老人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别告诉你妈妈，她会担心的，”伊万对他的侄儿说，“照顾好她，我必须接受手术，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好吧，医生，我作为家属同意他的选择，只是舅舅，我认为你一直在一意孤行，从未考虑过家人的感受，从未考虑过我妈妈的感受。”

“亲爱的，谢谢你。”伊万垂下了头，他不忍看到他的泪水。

手术一共经历了六个小时，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主刀医生走过来和他问候：“您真是一个奇迹！您的心脏一直有力地跳动着，像个年轻人一样！”

“是的，我的心从未衰老过。”

伊万看着医院的窗外，绿色的植物正焕发着活力，我就是这样地活着啊！王耀！我不能再等了！我们都已经太老了，再等下去，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了！

南京！我回来了！南京！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踏上南京的SL人，南京的变化很大，就连南京档案馆都变样了。

“我约见了这位同志。”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瞿研究员的名字。

接待他的人不懂俄语，但他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出了一个稍等的手势。大概过了十分钟，一个ZG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她用俄语对他说：“您好，布拉金斯基书记，很久不见了。”

“您是？”

“瞿怡舟。”

伊万已经难从这个中年女人的脸上找到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了。瞿怡舟连声音都变了，她很瘦，穿着一件蜡染的罩衫，看不出是哪个年代：“您请进来吧。”

安排伊万坐下后，瞿怡舟到房间里搬出一个大包：“这是我父亲在十年间所查的资料，这是您写的信，这是他的笔记，这是没能寄出的信。我们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1913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ZG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地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1971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地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地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DG，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地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地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地流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整整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既然DG已经在1990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DG。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1990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

伊万颇费周折地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也已经垂垂老矣，他几乎忘了伊万，几乎忘了这么长久的一个承诺。已经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偿还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万打动了：“我派人送你去DG，还有您的ZG朋友。”

他和瞿怡舟踏上斯图加特的土地的时候，天气已经深秋，这是他第二次来DG，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装甲部队攻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