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即便有“提前介入”这个制度，检察机关的干警也极少会像应泊一样三天两头跑公安，有事大多是电话或书面联系——说到底，毕竟是别人的任务，没必要给自己添麻烦，公安内设的“检察官办公室”几乎形同虚设。放在以前，应泊最多也就是洋洋洒洒写下一篇补充侦查提纲甩给警察，等着验收成果就可以了。

倒也不是真的忙得不可开交，一来应泊作为部门主任总是不在岗，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二来他也想给自己一点冷静和缓冲的时间。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应泊已经感到收不住心了。重逢一面双颊可疑的赧红，相处中不经意牢牢钩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以及每次告别时眼瞳里掩饰不住的留恋，凡此种种都会助长他心里那点不可言说的欲念。

不拒绝就是默许，默许就是同意——难道不是吗？

应泊开始有些恼怒看守所把提审时间定在了今天。他拿着提讯提解证快速走完流程，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徐蔚然差点跟不上他：

“师父，慢点！”

今天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所犯的是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并且具有加重情节——多/人/轮/奸，还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虽然以第二检察部的工作内容，干警们不可能不面对这种案件，但从应泊个人的角度，他宁肯被十个杀人犯威胁“出去就捅死你个狗官”，也不愿意亲手反复揭开被害女孩的伤疤，逼她一遍遍地回想那段惨绝人寰的经历，这与凌迟何异？

伤害已经造成，即便能争取来一个在法理与情理上都恰到好处的惩罚，也只是亡羊补牢了。

犯案的总共有五人，都是一群早早混迹于社会的小混混，游手好闲东游西走时绑来了落单的被害女孩，将其带到宾馆轮流实施了暴行。其余几个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也已经认罪认罚，只有这个十七岁的嫌疑人，他一直辩称自己“只是进入房间坐了一会儿，没碰她”。

应泊不是刚入行的小年轻，当然不会被他几句话和几滴眼泪骗得团团转。只不过，比较棘手的是，被害女孩在案发后洗了澡才去报案，最关键的证据都消灭了。此外，女孩家境贫寒，家里还有个弟弟，家长收下了五个嫌疑人的八万块钱赔偿，便“宽宏大量”地与嫌疑人达成和解，而被害人谅解是一个重要的从轻量刑情节，就算他因为犯罪情节过于恶劣选择忽略，法官一定会将其纳入考量。

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也帮了为证据审查而头痛的应泊一把。不待嫌疑人辩解，他便主动采纳了谅解情节，同时也通知被害人家属收钱后记得出具谅解书，还要详细写明因何事谅解。

冰冷的讯问室内，在应泊的接连试探下，嫌疑人又一次对犯罪行为矢口否认：

“我真的只是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干，我当时太害怕了。”

“如果你没碰她……”应泊的耐心已经耗尽，终于亮出底牌，正是那篇谅解书，“那你为什么要赔偿？谅解书上有你的签字，白纸黑字写着你与被害人就强/奸一事达成和解。既然没做过，为什么要认？”

嫌疑人不说话了。

退一步讲，量刑稍轻一点，也强于证据缺失导致无法定罪。

许是没想到还能这样设下圈套，一旁的徐蔚然立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应泊没什么兴趣同这种坏且蠢的人纠缠，把讯问笔录打印出来，交给嫌疑人签字：

“自愿认罪认罚也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我知道看守所的日子不好过，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走出看守所时将近傍晚，冬季天黑得早，太阳已经有一半沉到了地平线下。应泊拎包信步走着，忽然发觉徐蔚然不见了，回头才见她远远跟在身后，看得出情绪低落，便问：“怎么了？”

徐蔚然不好意思地耸耸肩：“我只是感觉……震撼，也难免愤怒。您知道，我从来没跟这种算是穷凶极恶的嫌疑人打过交道，很佩服师父可以这么冷静。”

“我们能做的太少了，所见的又太多。”应泊不置可否，空了片刻才低声道，“很多时候，保持冷漠未必是坏事。”

他把车钥匙塞给徐蔚然：“你先上车吧，我随后就到。”

右边的太阳穴开始突突地乱跳，右侧视野里也闪烁着螺旋状的亮光。应泊很清楚，用不了半个小时，他的右眼就会完全失明，直到症状好转，持续时间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一天。曾经有一个能掐会算的律师朋友提醒过他注意头部健康，他嘴上说着不信，第二天就去了医院挂号检查。结果果然如对方所说——视觉先兆性偏头痛。

趁还能看清，他拨出了电话。听路从辜“喂”了一声后，才闷闷道：

“我提审结束了。”

“很累吗？”他沉重的语气让路从辜心里一慌，连忙口不择言道，“我、我就是想告诉你DNA结果出来了，没别的意思，你要是太累的话，不过来也可以，好好休息。”

应泊忽然笑了，笑里有些落寞：“……没别的意思吗？”

“也不是……我，其实……”

“我今天有点郁闷。”应泊轻声打断他的话，疲惫地倚在看守所的墙上，“可以去找你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