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动不动噩梦缠身，结果这晚躺在折叠床上，身边又有病人，她却一觉直睡到起床号都响了才惊醒。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旁的杜聿明则早就已经起身穿戴整齐，她看见点滴瓶和软管均被归整妥当，不由有些心虚——自己竟睡得连给他拔针都忘记了。她挠着头说：“实在对不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睡沉了。”

杜聿明微笑着答：“没关系。是我看你睡得很好，所以没有叫你。”

阮静秋暗自庆幸他没打算就昨晚她的胡言乱语刨根问底。收拾完被褥及行军床，她正要带着空瓶子离开房间，杜聿明又叫住她道：“我知道是你给致礼写了信，托她打听伯溶弟妹的事情。”

她原本也没指望这事能瞒得住他。她停下来，转过身问他：“你会告诉建楚吗？”

杜聿明又笑了：“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我可以暂且不告诉他。但他不是傻子，不见得猜不出这其中的缘由。我理解你的好意，只是，我还是昨晚那句话——你或许应该问问他究竟是怎样想的。”

阮静秋反问道：“假如这是对他最好的选择呢？”

杜聿明默然片刻，收起了脸上的笑意。半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能替他判断选择的好与坏，我只知道，你这样对他很不公平。”

他说完这句话，就率先从房间里走了出去。阮静秋僵立在原地，忽然感到了一阵毛骨悚然；当年她曾经最为廖耀湘对待她的平等与尊重而感动，因为他从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代她做出任何选择，也不会像杜聿明或邱清泉曾无意识表露的那样，试图以一个年长者的、经验主义的视角告诉她某一种决定才是最优解。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固然是为他考量的，却也如杜聿明所说的那样，不仅没有考量他的感受，更把伴侣之间的平等与尊重抛在了脑后。

时节转眼春暖花开，但她仍没有想明白该怎样处理和廖耀湘的关系，也没有找到调离功德林工作的合理借口，只有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此时毕竟离战犯们迎来特赦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取得联络，已经是一项可喜的进展，意味着他至少比别人多拥有一个选择。与此同时，姚所长私下里和管理人员们开了一场小型的通气会，向大家告知，位于昌平的新监舍的建设进度随着全国上下“赶英超美”的劲头也一并加快了许多，假如顺利的话，学员们在今年秋天就能搬到那里居住，到时除少量人手留在功德林用于照料个别身体较差的学员以外，其余人马也要一并迁过去。

据了解内情的同事们介绍，昌平那里地方宽敞、环境清幽，各方面生活条件都比功德林好上太多。搬去了那里，大伙就再也不用成天看着这一圈高墙和八角楼犯愁。阮静秋这天来例假，早晨还疼得要在宿舍床板上打滚，开会前多吃了两片止疼药，而后就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一番话听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手里貌似做着笔记，实则和鬼画符相差不离。一旁的张主任发觉她正小鸡啄米，抬肘悄悄戳她：“所长讲话你也敢睡？”

阮静秋惊醒过来，连忙正襟危坐，同时对他耳语：“春困夏乏秋无力——冬天正好眠，一年四季哪有不适合睡觉的时候呢。”

张主任关切道：“你动不动就这么个疼法，我看还是得重视。趁着最近工作不忙，我批你两天假，好好去做个检查。”

阮静秋跟他打马虎眼：“用不着，止疼药就解决了。”

张主任说：“光吃止疼药也不行，你还没结婚生孩子呢。”

阮静秋笑嘻嘻地：“什么结婚生孩子，在主任你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已经嫁给工作了嘛！”

正在她讲小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台上的姚所长忽然点了她的名字：“阮静秋同志。”

这语气和场景简直与高中晚自习开小差被班主任当场抓包一模一样，她吓了一跳，急忙站起身，高声应是，等着来自最高领导的一阵狂风骤雨。

但姚所长只是向她指了指门外：“有人找你。”

在此之前，这些外头来的干部们无一例外都是找学员们询问情况的，因此直到在会客室的长桌对面落座，阮静秋也仍习惯性地望向屋门，总觉得有哪位学员会忽然出现在那里。但她对面的两位干部则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凝聚在她的身上，这两双目光尖锐、犀利并充满审视的意味，几乎让她立时打了个寒噤——不对呀，现在才是一九五八年呀？他们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眼神、作出这样的态度，让她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将要被推上刑架的罪犯？

两位干部各持有一份厚厚的材料，上头似乎是她从陈官庄以来的个人履历。其中一人先是详细地询问她到纵队和三野司令部以后的工作经历，另一人又接着时间线以同样事无巨细的方式将她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内容问了个遍。阮静秋虽然不解他们的意图，但十分小心谨慎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期间脑袋疯狂运转，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措辞都慎之又慎，唯恐将杜聿明和廖耀湘都无辜牵涉进来。好在，对于过去的这些工作经历，他们虽然询问得仔细，但并没有事事深挖，而只是将她的回答一字不漏地全都记录了下来。然而，正在她已讲完了之前所有的事情，打算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名干部忽然问她：“在你工作期间，军事学院是不是照搬了苏联的课程体系和训练方法？学员们有没有对此提出过意见？”

阮静秋一惊——建国初期，几乎所有事都是从零开始，军事学院固然有各方人才，但也不能立刻凭空变出教材和教学方法，学习苏联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更不要说，朝鲜战争以来，国内的军事工业以及其他许多重工业的建设发展也确实来自于苏联的援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回答“是”，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但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明显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波匈事件更为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前景不明的阴影。尽管并不太了解这其中更复杂的分歧，她也能感觉得出对方此刻的询问绝非出于善意，假如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她极有可能惹祸上身。快速思考一番后，她迂回而婉转地答道：“作为医务室的工作人员，我主要承担一些卫生保健工作，不太清楚学院具体的课程和训练情况。在我看来，军事学院始终是由我们自己的组织领导、由我们自己的干部牵头筹办的地方，与其说是照搬了什么模式方法，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博采众长、力求发展。至于学员们有没有意见，我也不很了解。在我任职期间，军事学院的学员大部分是营连一级的干部，大家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小的磕碰压根不会到医务室来，只有稍重一些的擦伤摔伤才会找到我们负责简单处理，再视情况送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

另一位干部听完她的回答，忽然语气严厉地说道：“你老实回答，不要拐弯抹角、窝藏包庇！究竟是所谓博采众长，还是生搬硬套、机械学习、大搞教条主义，想好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