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她曾经在现代观看过描绘功德林生活的那些影视作品，她或许会意识到，艺术创作和现实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一些人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堪、面目可憎，或者说，他们的“反抗”手段远不至于恶劣到使人憎恶的地步；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这些高官政要在功德林所闹出的笑话，有时远比影视作品还要滑稽得多。
在复兴医院工作的那几年，她常接诊功德林来的病号，在这些病号住院治疗期间，也曾担任他们的管床医生。她首先惊奇于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每一位要犯的细心周到，哪怕牙痛这样的小病小伤，他们也概不放过，一律要派专车送人到医院来做专门检查，不留下一丝一毫使病情恶化的可能。她接着又为一些人与外在面貌所展现的不同而感到很意外，譬如文强来医院做淋巴结手术的那一回，她在旁观摩学习，这位前徐州前进指挥部参谋长则在局麻手术中瞪着两眼、挺着腰板，忍受着手术刀割开他的脖子并清扫里头的溃烂和化脓，全程既没有动一动弹，也没有哼叫一声。这正是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重要例证，毕竟此前在徐州及陈官庄的那些日子里，她几乎没从这位精瘦得甚至有点儿尖嘴猴腮的长官身上瞧出任何一点坚毅的军人作风。
黄维是复兴医院的另一个常客。对于医生们来说，杜聿明、黄维、文强等几人简直像是铆足了劲在竞争谁身上长着更多的结核，他们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医生们不得不紧随其后，焦头烂额，常常是刚料理完这一处病灶，转眼又有一处冒了出来。他最严重的那处病灶悄无声息地生长在他的腹膜深处，结核杆菌吸引着积液大军围城，使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浮肿膨胀成了一个姿态诡异的气球。据管理员们说，他这样身体虚弱的病号在功德林里住的是单间，每日的饮食起居都有管理员专门照料。可他直到病成一个气球，也不肯掀开衣服让人们瞧见他膨胀得几近透明的肚皮和双腿，这只能说明他对此仍存有一丝幻想，比起向新世界投降，宁肯做疾病的手下败将。
在管理员与医护人员们艰难地就着咸菜吞咽苞米窝头的那些时日里，躺在复兴医院的病号们和躺在功德林单间里的病号们都享用着让人艳羡不已的待遇。早晚各有一大杯热腾腾的牛奶准时送到他们的床头，每日两个鸡蛋或白煮、或水蒸、或煎炒，从未一日中断；最令人羡慕的是，病号们每日还能获得至少三两肉食供应，而对于杜聿明这样患有慢性胃溃疡的病人，这些肉类还会特意被炖煮得软烂入味，便于吸收营养。每到开饭时间，住有功德林来客的那层病房就香气四溢，而阮静秋就会站在门口默默注视几位前长官们大快朵颐，边微笑着对他们友善的分享表示婉拒，边在心里悄悄擦掉淌了一地的口水。
由此可见，在东北、山东、西南各地的高官政要们也都聚集进功德林之后，在其内部设立一个名为医务室、实为复兴医院的派出机构的微型门诊部实在很有必要，因为随着更多病号的到来，复兴医院的住院床位和门诊排班竟然头一次陷入了供不应求的状态，这要求管理员们开始学会灵活地将病号们的头痛脑热进行分流，至少可以将牙痛这类的问题留在医务室初步检查和处理。走进这里的第一天，阮静秋就遇见了一位老上级，昔年东北司令部医务处张主任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的一把刀。他热络地和她握了握手，说四七年杜聿明离开东北后，他念着老长官早年的恩情，不愿投靠陈诚，索性辞官归田，回老家做了几年乡村大夫，当地解放时，他亲眼看到部队军容齐整、秋毫无犯，因此自愿参了军，先后在华北某教导团及军政大学工作，而后又随这些机构一并迁入了功德林。
医务处位于后院一排新建的小平房内，与之相邻的还有专门的治疗室、观察室和备品仓库。观察室里还有一个小隔间正在改造，张主任打算将其用作“中医治疗室”，提供中医推拿、拔罐、针灸、艾灸等物理疗法，旨在缓解战犯们身上常见的各类腰腿疼痛问题。越过一片可用作体育锻炼场所的空地和几道尚未来得及开垦耕作的田垄，一幢八角楼赫然立在围墙的正中央，环绕着它的则是八条放射状环绕排布的胡同，无论是身体健康的人们所居住的八人间、十人间、病号们暂且拥有的单间、配备了抽水马桶的卫生间、淋雨盆塘皆有的洗澡间、读书阅览室、以及在之后的岁月里将逐渐浮出水面的各色劳动小组，都星罗棋布地被囊括在这八条由内而外伸展的长长藤蔓里。杜聿明仍每晚躺在他恰好合身的石膏架子里入睡，再有一个月，他就这样躺满了三年，终于可以与它做最后告别；黄维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与天花板对望，他手边仍和过去每一日一样供应着牛奶、鸡蛋和肉类；文强则抱着他住院时从陈长捷那里借来的一套《资本论》不肯归还，正如饥似渴地从每一行精妙绝伦的笔记里汲取营养。
他们和宋希濂、康泽、林伟俦、杨伯涛、梁培璜、宋瑞珂、覃道善、邱行湘、董益三等人一同率先成为这八条传奇胡同的住客。早在她走进这座高墙大院之前，通向光明大道的路上就已有了一些人一马当先、另一些人迎头赶上的身影，而五六年一月以来的“大集中”，不但为他们通往光明的路上带来了新的震撼，也聚集了更多的“对手”。
廖耀湘来的前一个晚上，阮静秋刚在杜聿明身旁守了一夜。历经连续几年的疗养，他身上的大部分结核杆菌已经被扫荡一空，只有手术摘去的那个肾脏无可挽回。他不再那样和她执着于“活着”的问题了，也几乎不再和她谈过往，以及那些永远长眠在过往里的人，他厚重的镜片面朝着新的理论和思考。但是，他的身体仍然饱受结核病后遗症的影响，有时是入睡后盗汗，有时则会毫无预兆地从傍晚开始发烧。管理所的姚所长怕她一个姑娘家难以顾及，这晚也留在了胡同里，让她在黎明前得以短暂地打了个盹。
这毫无疑问是“大集中”以来最忙碌的一天，来自东北和西南的两拨人马几乎前后脚到达，人们从盖着油布的大卡车里眯着眼下来，而后便瞪圆了眼睛互相看着对方。这倒也不算奇怪，对于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被俘的这些高官要员来说，来自东北的这群人堪称“死而复生”，均是报纸上已经“成仁”并举办了追悼会的“英烈”。李仙洲大概算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他分明是在山东被俘的，后来却被送到了佳木斯去。他的目光沉默而焦虑地在院落中搜索着山东战区的同僚，在看到王耀武两手各提一只暖壶，目不斜视地远远走过之后，叹口气垂下了头。
后勤部的战士们将脸盆、牙刷、肥皂、毛巾在长桌上排成一列，逐一分发给新来报到的学员。学员们怀抱脸盆及脸盆中的物件，拐进院落的更深处，另一条长桌上整齐地堆放着崭新的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在日用品和衣物已将脸盆几乎塞满之后，他们要顺着指引向医务室走去，医生和护士们在那里登记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为他们进行简单的体检。他们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偶有相互认识又久别重逢的，便很激动地多对望片刻，用力地点一点头——因为他们暂时还不被允许随意与其他学员闲聊。
来自山东教导团的人们对当地的伙食与待遇赞不绝口，重庆白公馆的前住客们噤若寒蝉、左右环顾，佳木斯的声音里则满是苦水。郑庭笈宛如一个东北方面的“代表”，率先走进了位于观察室内的这间中医诊疗室，并对阮静秋的出现大感吃惊，说道：“哎呀，怎么会是你在这里！”
阮静秋便和他寒暄着，问起他的身体和佳木斯的生活情况。他回头看一看屋门，见门锁确实已经妥当地关上了，才拍着大腿连声道：“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总之是熬出头了。”
在一个医生，尤其还是一个相熟的医生面前，这位出身海南文昌、曾作为步兵指挥官护送戴安澜的骨灰翻越野人山回国的将军罕见地将过往的那点架子和面子都抛去了脑后，连珠炮似的向她倾诉了一番在佳木斯生活的种种困难不便。与山东、西南和华北等其他管理所相比，佳木斯教导团堪称最为严格，战犯们白天不准躺卧睡觉，必须起来坐在大通铺上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早已被翻烂了的书报；夜间则碍于室外动辄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连起夜都要打报告并受人监管。他的白话混杂着家乡口音，平仄不分地抱怨道：“我的前列腺炎就是这样被搞出来的！小解时也有人牢牢盯着，哪里解得出来嘛！”
阮静秋哭笑不得，只好摇着头记下他的病症，以待日后统一到复兴医院仔细检查。郑庭笈抱起了他那一大脸盆的日用品和衣物，十分热心地向她补充：“东北来的人里面，不是我一个有这样的毛病，还有范汉杰、廖耀湘，他们都需要去医院查一查……”
东北来的人们确实大多身有痼疾，郑庭笈走后，她陆续又见过了范汉杰、卢浚泉、李仙洲等人，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廖耀湘敲开她的屋门。时候接近正午，战犯们的体检登记工作几乎已进行到了尾声，观察室里其他人都先后出去吃饭了，她焦灼地站起身向外张望，杜聿明这时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