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世了,艾美尔。
“伯格曼说她后来变得狂躁,晚上没看住,自己倒进了水池里。”兰肯说。
然后,我记得兰肯不断安慰我:“这不是你的错。”而我也反复安慰她,说她也已经尽力了。我叙述催眠过程,承认自己操作有误,兰肯再次安慰我。而她则说当时如果她不离开,在外面等着该多好。我又安慰她。
在这样机械般的互相安慰之后,我们都沉默了。
然后,听筒那边传来兰肯的哭声,而听筒旁边我的脸上也早就有了泪痕。
如果艾美尔只是个陌生人,如果她不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帮过我,如果我们不是已经为她的自由努力了这么多,她的死活不会这么触动我。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么远,只差最后一步。
催眠过程像不受控制一样疯狂地在我脑海里重复。
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再大胆一点,不要犯那些错误,艾美尔就不会死。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现在想来,原本是那么容易,我只要再冷静一点点,艾美尔就不会死。就像医生的手术刀再移动一毫米,病人就会得救一样。
我第二天没有去学校,莱温教授主动给我打电话,他从沙医生那听说了这件事。他以从未有过的仁慈,主动给我批了五天假期,同时要求|我去学校一趟,他有事情找我。
我神情恍惚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让我坐在炉子旁。办公室暖气也不正常,所以烧了煤炉。
他先表扬了我,说我第一篇论文基本上已经可以了,可以着手做第二篇的调查。
“催眠的事,你可以停一阵子了。在医院里调查受伤士兵的心理情况,也并不需要催眠。”他说。
我木然地点点头。
“你想听听我以前犯的错误吗?”他问。
我继续点头,并没有升起一点好奇,我想这时哪怕他要主动讲自己年轻时的艳遇,我也不会有半点兴趣。
“有一次,病人在接受咨询时狂躁发作,从咨询椅上跳了起来,在屋子里拳打脚踢。我当时也年轻,为了控制住他,直接在办公室里扭打起来。在打碎了将近一打的玻璃器皿之后,他被我制服了。”
我的思维开始活动起来,我想,如果我当时在空军医院,那里有我同系的同学,也许我就不会太害怕,可以叫他们一起控制艾美尔。
“但是我把他打得有点重了,他躺在地上不能动,”莱温教授说,“后来他的家人找了律师,说我防卫过当,我差点吃了官司。最后还要赔偿。”
我勉强笑了一下,教授也真倒霉。
“起码这一次,我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做错。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他深吸一口气,好像提起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一位女病人,年轻貌美,对我充满了崇拜。”莱温一开始还有点尴尬,但是很快,他变得严肃。
“而我……也喜欢上了她。也许年轻姑娘的崇拜和仰慕,这对一个男人来是太难抵挡了,但无论如何,是我专业水平不够。觉察到自己有这些非份之想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这种情感投射在心理咨询中是会出现的,不是真正的情感。病人不自觉地依赖医生,认为他们是拯救者,医生也会觉得病人对自己有好感。当时的我,却太享受扮演救世主的感觉了。一个柔弱美丽的女性的命运取决于我,这种感觉让我中了毒。于是我没有让她离开,而是不断用各种手段让她一次次地回来咨询。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的,只是为了千方百计见到她,可就是沉迷在她崇拜的目光中无法自控。”
“后来呢?”
“后来她在别人的帮助下识破了我的伎俩。这时,她展现出了惊人的善良。”莱温教授语调缓慢,似乎仍在感动于当时的情形,“这善良拯救了我。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从我的世界消失了。信中没有责怪我,我至今清楚记得里面的一句话,她说,有人告诉她,如果一个心理医生还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心,就没有资格治疗别人的心。
“这件事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没有人知道我刚刚从身败名裂的边缘走了回来。这件事成了我人生的转折。我明白病人不只是接受帮助,同时也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比如她,就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挽救了我的职业生涯。后来我一直把信中的那句话当作我的座右铭。在每次分析之后,都问自己是否操作得当,是否对病人怀有同情但不扮演救世主,让病人拥有自己的力量。并且在每次咨询以后反思自己的问题,质问自己每一个行为是否诚实,有没有自欺欺人。这种习惯伴随着我,直到现在,直到我和你说话的这一刻。我曾经严格要求你们写病例,写每一次治疗的感想,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因为,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和观察,这是一个心理治疗者唯一的工具。
“西贝儿,这就是我犯过的错,知道的这件事的人不超过三个。人都会犯错,错误是人性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从中学习,然后改正。”
莱温教授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么多话,这么语重心长。我的心从麻木中活了过来,开始向他敞开,一股悲伤涌出。
“可是我这样的错误,代价太大了。病人死亡了。”
莱温教授目光炯炯地注视我了好一会,好像我有一个自己不知道的错误被他牢牢地抓住了一样。
“你在试图把所有错误归在自己头上,”他严厉地说,“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傲慢的。”
我?傲慢?
“当一个人试图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为此自责不休的时候,他是在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神,他能主宰一切。于是傲慢和自责,成了同一个事物的两面。你明白吗?我们永远要尊重事实。你有错误,你的技巧不完美,但是最终她的死,是因为她是犯人,没有办法像普通人一样享受医院的看护,集|中|营里的人也不能好好照顾她。这才是主要原因。如果这些条件具备,无论你技巧多不完美,都可以再找机会补救——甚至如果没有集|中|营,她一开始就不会生病。”
这些话声音不大,但是像隆隆的列车从我脑中经过,冲开了一片更加广大的视野。
他是对的。
如果海因里希不像对待动物那样殴打她,如果她能在正常的医院或家里而不是在集|中|营接受后面的治疗,结果不会是这样。
我站起来向他鞠躬,既是感谢他将我拉出自责,也是为自己的傲慢道歉。
窗户外面传来模糊的声响,莱温教授来到窗前。
“西贝尔,你是有富有同情心的,所以会对犯人的死内疚。但是也要看到,你已经接受了这个国家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遇到问题后只在自己身上拼命找原因,以为自己的一个小操作就是决定病人生死的主要因素。正是这种对整个国家局势的习以为常,让我们看不到问题所在。”
这些话比刚才的话更加直指问题核心。毫无疑问,莱温教授开始正式思考这个国家的问题。但是这个话题太敏感了、太危险了,正是因为这种敏感以及对第三帝国整体的恐惧,让我对大层面的原因视而不见。
外面寒风呼呼,窗户上被吹来了一张纸,贴在玻璃上。教授打开窗子,冷风把那张纸吹进了办公室。
那是一张传单。
“对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最可耻的,莫过于让自己被不负责任、屈从黑暗的君主‘统治’且毫不反抗。难道不是每个诚实的德国人都为自己的□□感到羞耻吗?”传单开头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