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告诉我，他趁着进京奔丧的机会，亲手将我托付给他的丹药当面交给曹叡，包括我写给曹叡的密信。他宽慰我说，曹叡没有什么抵触的反应，看起来气色也还可以。

我知道曹叡肯定不愿意跟我倾诉求子不顺的事，也不愿意在我面前过多提及。除了上次皇后小产，他实在伤心难过，在我面前绷不住，后来有关这些事情，他就不怎么跟我说起。

我俩之间的关系，实在不适合谈论他的子嗣。倘若他能顺顺利利拥有健康的继承人，以后我们相处起来，应该也会更顺畅一些吧。

不管怎么说，太和四年七月十八，我终于“老夫聊发少年狂”，隐瞒了永安、江陵两城的军民百姓，带着总计八人的小队，离开永安，踏上了入蜀之路。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计划是通过陆路前往巴郡，和杜济在巴郡的旧友“接上头”，在对方的帮助下更换行头，做实“巴郡小商户”的人设。随后再从巴郡上船，走水路进入四川腹地、直入成都。

正如星寰所说，一路上都很顺利。杜家在巴郡的朋友很给力，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信杜家的说法，反正是没有表露出任何的质疑，不遗余力地帮忙，甚至帮我们搞定了进入成都的通行证。

“通行证”这个东西，是时代的刚需。战争时代，叫得上名号的城市都需要进出的凭证。看似管理严格，一般来说也不算难搞。总有空子可以钻，总有人脉可以找。

但我们还需要一个证件，必须是有门路才能办理，就是能去成都做生意的凭证，蜀汉叫做“锦牌”。

有了这个锦牌，才能自称商人而不会招致疑问。永安的商户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们还算是蜀汉子民的时候，成都那边并没有弄出这个证件来。

换句话说，这个证件的出现就是在失去永安之后，蜀汉方面为了防范间谍而弄出来的。永安人连见都没见过，只能在巴郡想办法。

在船上航行了十来天，眼见着距离成都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不能不说也少许紧张起来。在成都有什么等着我，能不能找到夏侯和将他顺利带回来，都是无法预知的。

“船速好像加快了。”杜敏说。

我站在窗边朝外面看了看，暮色更深，船行的速度确实快了不少，心中的担忧稍稍放下。

又过了一会，司马昭回来了，笑嘻嘻地跟我说：“马上要到渡口了。咱们准备宿夜吧。晚上吃啥？”

我也笑：“阿昭果然是饮食上最要紧。”

司马昭挠头：“走了这许多天，干粮都快吃完了。船家只会炖鱼，实在吃得有点厌了。”

我正想安抚他两句，筚红棘在他身后进来，冷硬地说：“船靠岸了，去猎些野物。同去么？”

司马昭两眼放光：“去！当然去！现在就去么？”

我赶忙阻拦：“要去哪里？别走远了，人生地不熟的。”

筚红棘目光坚毅，轻描淡写地说：“山里，没什么危险。肯定把他好好带回来。”

我看看已经兴奋得快要伸出舌头斯哈斯哈的司马昭，再看看筚红棘的淡定从容，心知我已经阻止不了他们了，只好叮嘱：“一个时辰之内，必须回来。”

两个人像是脱离了啰嗦班主任的小学生，拿上武器风卷残云般地走了。

我摇头、叹气。杜敏起身来到我身边，不无羡慕地说：“我也想跟他们一起。打猎一定很好玩吧？”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你在自己的赛道上好好努力就好，不用非要跟风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杜敏似懂非懂。我微微叹气，转身出了船舱。

我还是对司马昭过于宽容。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白天里看起来生机勃勃的山林，此刻已经换了一副面孔，在夜色中显露狰狞，如同伺机而动的妖魔鬼怪。

早知道是这样，我不该放司马昭出去的。即便有筚红棘在，风险还是太高。

船已经停靠在渡口，船家和船工正在忙着下锚停船。我的亲兵和黄权眼见不需要再帮忙，都在船头站着，对着岸上的方向闲聊。

我走过去，几个人看着我。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出门在外，我严禁他们在人前向我行礼。

黄权小声对我说：“方才，阿昭和筚兄弟上岸去了，公子可知晓？”

我点点头：“等着今晚加餐。不过，此处距离成都只有一天的水路了，说不定会有官差来巡逻检视，小心为上。”

黄权无声点头，朝着成都的方向看去，轻轻感叹一声：“想不到黄某有生之年，竟有重返锦官的一日。”

我无言，但我心里，同样也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