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见到了孟达。

一大早，孟达便被从城外押送入城，我刚好在县衙与他打了照面。见到我，孟达冷笑一声：“呵，夏侯叔权，想不到你比我孟子度还会演戏！”

我觉得有点冤。一个两个都说我会演戏，我只不过是想达成目的而已啊。

“何必如此呢，子度兄。既然你立了功劳，以后大家仍旧同朝为官，还是好好相处吧。”

“哼！但愿你们信守诺言！”

我叹气。其实我也觉得疑惑，司马懿真的会放过孟达，让他凭借所谓的“功劳”入朝为官？我觉得这不太像是司马懿的处事风格。看看他对路上那些投降被俘的蜀军士兵就知道了，他绝对没有我这么心慈手软。何况司马懿对孟达，是存在“私人恩怨”的。

不过我也不好对孟达说这些，更不方便去探听司马懿的口风。他们俩的恩怨并非因为官场职场的事，傻瓜才会去插嘴过问。

孟达也被关押在县衙，和李严待遇类似，都享受着单人间的标准，有专人严格看管。司马懿说怎么处置他们需要等朝廷来决定。他赶着写了一份奏折，将永安战况和主要将领的功劳呈报洛阳，派遣急使快马加鞭送了出去。对周边地区则以露布通报的形式，大肆宣传永安已经被魏军接管的消息。

攻下一座敌方城池，除了军事接管、调整防务之外，还有一件事必须好好处理，就是安抚城中居民。司马懿首先将原本的行政官吏考察了一番，从中挑选出一部分能力还可以、态度中立的继续留用。对能力很差的就打发回家，过于谄媚的他也不喜欢，同样不再留用。态度强硬不合作的比较少，对这些人，司马懿也没有处罚，只是不再任用。这样一番挑选之后，算是对城内的行政官吏进行了一轮筛选，留下的都是既有能力又熟悉本地事务的，城中的行政运转很快便得以恢复。

以这些当地官吏为基础，由他们去安抚百姓，效果就很明显。城内秩序恢复，管事的也仍是自己熟悉的那些人，百姓的情绪自然便安定下来。司马懿又宣布严格约束军队，严禁士兵欺压百姓，并亲自过问违纪士兵的处分，公正严明。最后，他以朝廷的名义，宣布免除永安城半年赋税。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我们这些魏将走在街上，明显能感受到百姓对待我们的态度逐渐软化，最初的警惕和敌意已经不复存在了。

司马懿的确经过深思熟虑。永安和江陵不同，并未经过多次争夺和易主，一直是蜀汉的地盘，甚至当年先主刘备还驾崩在这里。这座城的人已经十分习惯蜀汉的统治了，要想迅速安定他们，必须给与充分的安抚。减税是一项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司马懿虽然有自作主张之嫌，一般来说朝廷也不会追究前线主帅这种临场判断。

几天下来，城里的事理出了头绪，我也清闲不少。激战的伤痛和疲劳逐渐恢复，我便抽空特意去了一趟杜济家中，见了杜家父子。

他们应该等了我很久，一见面便十分激动。杜济两口子一起向我道谢，感谢我毫发无伤地保护了他们的儿子。我想起那晚我还威胁过杜敏，不免惭愧。杜敏在一旁用心照不宣的眼神看我。我猜他回家之后在父母面前大概是只说我的好话了。这样一来，倒是我该感谢他。

杜家留我吃饭，我也没有推辞。席间，我向杜济透露，司马懿有意宴请城内的名流大户。杜济吞吞吐吐，让妻子先行离开之后，才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了实话——他担心我们守不住永安。倘若永安被蜀汉再夺回去，曾经倒向魏国的事情被人检举出来的话，恐怕影响家族前途。因而他有意放弃永安的生意，举家迁移。

“这么说的话，你打算去哪里呢？若是搬去江陵，我双手欢迎。可要是去了成都，等我们打下成都的时候，是不是又要担心我们守不住成都啊？”

他满脸惊讶：“将军的意思……魏国难道真的要……”

“刘氏割据益州，本就是分裂国家之举。什么大汉，根本就是自说自话，朝廷从未承认过。就连刘备那个皇族身份，也有待商榷、真伪难辨不是么？”我故意说得十分傲慢。

“而且你记住了，不要再说什么‘魏国’！先帝的皇位是名正言顺接受汉帝禅让而来，大魏也是名正言顺承继了大汉正统。这华夏大地上，只有一个朝廷、一个帝王！”

杜济果然被我的语气所震慑，他儿子杜敏在旁边却一脸兴奋，迫不及待地表态：“我们杜家当然愿意追随夏侯将军、侍奉真命天子！父亲你说是不是！？”

杜济还犹豫，经不住儿子的撺掇，加上我盯着他不放的架势，最后颇有点硬着头皮的意思，说道：“将军两次救了我儿，杜家自然是站在将军一边。”

我笑笑。杜济作为饱经世故的一家之主，自然不会像二十岁的儿子一样想什么就做什么，他有顾虑是正常的。要打消这种顾虑，只能靠事实说话。

“打下成都要从长计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守住永安，我多少还有些自信。司马将军雄才大略、智谋过人，绝不输给当世任何名将，堪称大魏第一智将！有他坐镇永安，蜀贼要想夺回去，没有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