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选择的经书并非老师擅长，那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就基本上帮不上忙了，除非你天纵奇才自己搞也没有问题，或者再寻一位老师，否则基本上可以说废了。

而在五经中，选择最多的便是《书》经和《诗》经、《易》经，最少的便是《春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便是字数多少。

《春秋》包含了《春秋·谷梁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三本合起来二十八万多字，而《书》为《尚书》，字数为两万五千多字，两者体量相差十倍不止。

以同一人做例，精研《书》他可能只需要三年便研究透彻，《春秋》则很可能需要三十年，如此一对比，自是更多人会偏向字数更少的《书》、《诗》和《易》三经了。

照此发展，士子们全都修习《书》、《诗》和《易》三经，《礼》和《春秋》是否便无人修习了？

当然不是如此。

科考有五经，但乡试和会试中举的总额却就那么多，因而朝廷为了均衡名额，便做出了按照比例取士的规定，以此来保证专研每个经书的都有一定的录取名额，以此来保证每种经书都有人研习。

但即使如此，大部分学子仍多选择精修《书》《诗》《易》三经，特别是寒门子弟，因为他们本身能够接触到的老师便是精修这两经的，如若他们不跟着老师选这两经，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经书的老师。

毕竟，老师特别是好的老师，无论古今都是稀缺珍贵的资源，不是寒门子弟能够轻易得到的。

且他们所能获得的资源也有限，自是更偏向短经。

毕竟资源不足，还可以时间精力来凑不是？

文秀才所研习的便是《书》经，是以原身选择的也是《书》经。

韩时遇也并不打算改弦易辙，因而也继续研习《书》经。

此前他在省城便对本次乡试的题目进行过破题，后来也尝试过起笔行文，但因为他对八股文并不熟悉，因此那些习文他自己看都并不满意。

此外，虽然他拥有原身的读书记忆，但到底不是自己亲自研读的，吸收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因此乡试后他一直都在复习《四书》和《书》的内容，再加上他在致远书店所读经典，令他不仅将原身所学全部吸收，也最终有了自己的体悟。

也正是因为此，韩时遇决定对乡试的题目进行重新破题解答，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聚拢精神，韩时遇提笔疾书，很快就进入了忘我状态，直到被敲门声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