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总不会缺少他们这样的人。闫杏就是这样的人。在县里读高中的三年，过小星期时，闫杏总要走一个小时的路到小姨家，然后再在第二天下午走一个小时的路回到学校。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即便是过大星期需要去汽车站坐汽车，闫杏也拖着行李箱一步一步走到汽车站，因为她舍不得坐出租车那七八块钱。

越往下走，人声越大，鼓声也越大。远远的，就可以感受到人们最质朴的欢乐。

东寨村的正月十五，闫杏只看过两次花灯。一次是在小时候，那时的记忆太久远了，久远到闫杏自己都在怀疑记忆中的残缺画面是否真实。后来小姨邹春华嫁到城里后，每年的元宵节闫杏便同小姨一家人一起过的。直到工作后第三年的元宵节，好久没举行的游灯舞狮再次举行了，闫杏这才看了一次。

“小闫，快来，快来。”

刚看到游行的花灯队伍，便听到毛亭月大声喊叫着她。闫杏拉起邹苑梅的小手，穿过人群，与毛亭月和陆大钧打了招呼。

“本来还想着去叫你呢，没想到你已经过来了。”

其实东寨村游行的花灯，严格意义是并不能算作是花灯，因为它连花灯的样子都不是。两艘旱船，船上用一些塑料花装饰着，缠绕着一些廉价的彩灯。还有六个穿着大红大绿喜庆颜色衣服的妇女，拿着花花绿绿的舞蹈扇，扭着腰，嘴里唱着贺词。每行至一户人家，前头拿绣球的领路人便带着狮子跪地，然后舞上一段，再唱上一段贺词，主家放上一挂鞭炮，递上几支旱烟，最后再塞上红布包裹着的钱。待舞狮的队伍走过后，跑旱船与舞扇的人再来表演。如此循环，直至最后一户人家。

比起城市里华丽丽的花灯，东寨村的花灯完全不像那么回事。但东寨村的人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几十年前如此，几十年后亦如此。

“不好意思。”闫杏随着人群往后退时不小心踩到后面人的脚趾，立马拧身回去，一看身后站着的人有些面生，但那妇人身边站着的人却是十分的熟悉，不是别人，正是江果。

被踩的那人，不在意地摆摆手，跟着走动的人群往前走。江果怀里抱着小孩儿，不舍地望着闫杏与毛亭月，还是快步跟上前面那妇人。

自从上次卫生所那件事儿后，闫杏就再也没见过江果。不过月余没见，江果身边不仅多了个面生的女人，还多了一个约莫一岁的孩子，闫杏得上去问问清楚。

“江果。”闫杏与毛亭月均跟了上去，“这是你弟弟吗？真可爱。”

闫杏撇了撇手指，使得包裹着孩子的小被子微微敞开些，轻轻摸了摸小孩的脸蛋。

江果点了点头，还没说话。之前被闫杏踩了一脚的妇人似有所察觉，迅速扭过头，盯着江果，不耐烦道：“杵那干啥呢，没长脚吗？”

闻言，江果不敢有所停留，急匆匆地往前走。

“那个，我之前是江果的老师。”毛亭月上前解释道，又指了指身边的闫杏继续道，“这位也是咱学校的老师。这不正巧碰到江果，就扯着孩子随便说了几句话，也没别的意思。”

那妇人冷哼了声，然后阴阳怪气道：“我当是什么人嘞，原来是老师啊。”

江父从对面走了过来，拉了拉女人的小臂，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老师们，我们家江果现在好不容易在家安生些了，你们就别在这鼓动她了。”

说完，江父瞪了眼身后缩着脑袋的江果。身形消瘦的江果恐惧似地抖了抖肩膀，小猫似地“嗯”了声。

听着这细弱蚊蝇的声响，江父顿时大为光火，提起脚尖就朝着江果小腿肚子上来了一脚，“说话不会大点儿声？平时饭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着你了！”

毛亭月连忙上手按住江父的胳膊，劝解道：“江果爸爸，今个儿是好日子，再说了这么多人都看着呢，打孩子多不好啊。”

闫杏趁机把江果护在身后，温声问道：“疼不疼？”

江果眼里噙着泪，却坚定地摇了摇头，用抱着弟弟的胳膊撞开闫杏的手，小跑回到父母身边，低头不再去瞧闫杏与毛亭月。

妇人嫌恶地瞪了低头不语的江果一眼，从她怀里抱回孩子。江父也觉得毛亭月说的话在理，火气熄了不少，粗鲁地拽起江果的一条胳膊使整个人转了小半圈，背对着闫杏与邹苑梅，然后继续扯着她的胳膊往先走。

“当初也不知道你咋想的，让她去读书。读书有什么用……”

妇人的话很快淹没在鼓声镲声中，却如一根钉子般死死钉入两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