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胡子意犹未尽地讲：

“再一个，元曲的韵脚稠密，甚至有的句句都押韵。其实，说白了，也就类似现在的顺口溜。而宋词却不同，因为是严格的格律体，断句，必然有平仄变换，绝对不会出现句句押韵的格式。

另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宋词格式虽然有变体，但在每个体式中，限定都是死的，字数不能改变的；元曲却不同，可以随便地加上很多衬字、虚字，让句式拉长，更符合演唱。也就是说，唱的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

演唱的内容，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了。

因为，全是大白话，很少用典。元曲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懂，看戏的老百姓文化程度都不高，而蒙古统治者也是文化素质不高的一群人。写得高深了，别人看不懂，看不懂就没人打赏。

所以，元曲实际上是市场倒逼的产物。

更有意思的是，元曲不但文字浅白，内容也必须直白。

而这种文字和内容都浅白，加上高层对意识形态没有监管意识，也可以说，我们蒙古人心胸本就宽广，对于汉人的辱骂，根本不在意。

于是乎，就导致元曲，呈现出一种既俗气又泼辣的特色。这就让编曲的唱戏的，什么都敢说，什么也敢唱。

比如，有的歌姬唱的《醉太平.堂堂大元》：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就是指着统治者鼻子在骂了，元剧散曲的泼辣劲可见一斑。

除了这种批判社会的作品，更多的是流俗，类似于前些年的东北二人转，在社会底层演出，打着‘色’的擦边球。

其实，那时候的歌姬可不简单，她们的演唱大都是‘现挂’，类似于台湾的机智歌王---张帝。

比方，明朝戏曲家冯梦龙记载过元朝京城名妓王巧儿的一次演出----

下边听曲的男子为难台上的王巧儿：‘巧儿呀，昨天晚上，我一夜未眠……”

王巧儿装作不知地问道：‘为什么呀！”

那人又说：‘有一对猫儿，哎呀，吱哇乱叫了一晚上……’

巧儿更加神奇地歪着脑袋问：‘为什么呀！’

那人佯作生气地说:‘你十万个为什么！？我就是问你，它俩为什么叫？！’

这一题，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地难，难就难在----它的答案是任何女子都讲不出口的！

王巧儿想了一会儿，随即不紧不慢地唱道：

[歌曲]‘绣房中忽听得猫儿叫。高一声，低一声，（叫上）几百遭（几百遭）。一个是不肯，一个是非得要！’

观众也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耍笑起女人来，总觉得话不够骚！于是乎，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不停地追问：

‘那个为何不肯？！’

‘关键是，另一个为什么非得要！？’

司鼓也好像替着巧儿着急，小鼓是敲打得飞快，可就是不见巧儿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