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里一时纷乱地想了许多。

眼前的迪特里希夫人招呼海因茨过来，向他介绍劳拉，告诉他这是即将成为他哥哥妻子的女人。

于是海因茨笑起来，笑容灿烂又热烈，带着点狡黠，“你好啊，”他看向劳拉，“这次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姐姐了。”

劳拉：“……”你小子在阴阳怪气些什么?

她脑子里想起那天被抓包后海因茨说的话，他说：“接受现实吧，不管是你嫁给我哥哥阿德里安也好，还是因为威尔曼也好，我都得管你叫姐姐。”

同时，威尔曼在一旁用充满愧疚的眼神，可怜巴巴地喊了一句：“姐姐。”

就因为这一句姐姐，心软的劳拉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对外，她得在阿德里安和莱文一众亲近的人面前，替这对“非法情侣”遮掩他们有奸情的事实，威尔曼好几天坐立难安时，劳拉称他“是痔疮犯了”，并在众人面前大声叮嘱他“要清淡饮食，多吃青菜少吃肉”。

对内，她则持之以恒地给这俩货上眼药，叮嘱他们别露馅了，她一脚踹向海因茨的屁股，“噢我的上帝，你在外面用这种眼神看他，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和他有一腿吗?”

“如果你不想戴着粉色三角标被送进集中营的话，你最好把手从他的屁股上移开！”她在对方的痛呼声中压低声音警告道。

劳拉简直为他们在危险边缘疯狂试探的行为感到心惊肉跳，这种程度简直不亚于1941年的德国人爱上犹太人。

一方面，纳粹们认为男同性恋是软弱的，这些女性化的男人无法为帝国而战斗，而出于“生命之源计划”需要足够多女性的考虑，女同性恋则通常不会成为迫害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同性恋不能生育子女，降低了出生率，这种削弱德国人繁殖潜力的行为被纳粹视为种族威胁。

从纳粹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就足以看见，他们对这一群体的憎恶，在这其中，尤以希姆莱为甚，他在大肆推行“生命之源计划”之余，还下令不断增加对同性恋者的迫害。

1935年6月，司法部修订了刑法典第175条规定“男同性恋为非法行为”，扩大了“男性间淫/秽犯罪活动”的范畴，将可被设想为同性恋的任何行为都纳入其中，在日后，只要法庭认定、甚至有这种意图或想法就能够随随便便给一个人定罪。

从1937年到1939年，纳粹对同性恋的迫害更是达到了高潮。在这期间，警察越来越频繁地突袭同性恋的集会场所，查抄通讯录、秘密监视活动，并建立起告密者和卧底网络，以确认和逮捕疑似的同性恋者。

1938年4月，盖世太保颁布了一项指令，暗示将“定罪为同性恋的男性关押在集中营”，有些不可理喻纳粹分子认为同性恋是可被治愈的疾病，必须通过羞辱和艰苦的劳动来“治疗”。

在某种意义上，威尔曼和海因茨都是直接受命于纳粹的德国军人，更不用说，他们在少年时期就曾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因此，他们理应是被洗脑到最无可救药的那一批可怜人。

可偏偏却又不是。

劳拉不清楚这两个年轻人的想法，也不知道他们对于未来究竟是何种打算，但她努力设身处地的想，在他们捅破最后一层窗户、彼此袒露心声之前，一定是在内心经历了一段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挣扎，他们又怎会不明白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

终究是放不下罢了。

在这样的年代，光是走出这一步，估计已经耗尽了他们一生的勇气了吧。

然而，情爱总是不讲道理的。

战争和死亡如同一柄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尖刀，她和阿德里安的未来尚且渺茫，更何况是身处对立面的莫嘉娜和莱文，还有难以为世俗所包容的威尔曼和海因茨，他们还能走多远呢?

劳拉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

阿德里安的直觉是对的，她总是在逃避面对他们的未来，而这恰恰是因为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个人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比起背负着骂名惨死在纳粹集中营，或许一同死在战火里，一同相拥着死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才是这对年轻的同性恋人最好的归宿。

劳拉看着眼前的威尔曼和海因茨，一时是在看他们，一时又像是在看她自己和阿德里安，好像一串五彩斑斓的泡泡，梦幻美丽却又脆弱不堪，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风把它无情地撕裂，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纵然知道美梦短暂，终究会破裂，但又怎舍得轻易将它戳破?

她无法对眼前这对年轻人说出责备的话语并勒令他们分开，更无法主动给她和阿德里安之间画上句号，因为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生在这个时代，才是命运对他们的残酷之处。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唯有珍惜眼前人罢了。”这是劳拉在无数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深夜里，唯一得出的结论。

鉴于其他人都是19、20世纪出品的老古董，知道真相很可能会气死，劳拉最终选择了沉默，这也算是她向阿德里安隐瞒的第二件事。

对此，劳拉时常感到十分心虚，因为她不仅没有及时“纠正”这对年轻人的“错误行为”，还包庇纵容他们继续发展下去。

当然，最后劳拉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件都没瞒住她的男人。

等迪特里希夫人暂时离开的间隙，阿德里安靠坐在沙发上，手指轻敲沙发扶手，一手握成拳撑着头，侧目看向劳拉和海因茨两人，视线在他们身上各自流连了一阵。

“我怎么觉得，”阿德里安似笑非笑道，“这段时间你们两个，怎么说，好像有点不对劲……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劳拉：“……”亲爱的，你干脆加入情报处当间谍算了。

比起我，舒伦堡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一旁莱文也开始煽风点火，有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美感：“噢哟，”他嘴里发出啧啧怪叫声，那张俊美的脸上又浮起那种轻佻揶揄的笑容，仿佛看热闹不嫌事大，“我亲爱的海因茨，别告诉我你也有喜欢的人了?”

海因茨脸色微变。

这并不是个好兆头，莱文再问多两句，以阿德里安的敏锐程度，搞不好他们就露馅了。

劳拉决定转移矛盾：“噢，我亲爱的莱文，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某些人至今都没敢向父母坦白他在法国追女人的那些趣事。”

莱文闭嘴了，他选择起身离座。

解决完花孔雀，劳拉转头看向她的男朋友，这位可不好糊弄，于是她决定装傻。

“我瞒着你什么?”劳拉脸不红心不跳地对天发誓，“我唯一瞒着你的事，就是那天早上趁你还没醒的时候忍不住摸了摸了你的……”

海因茨：“啊?”

阿德里安一把把她的头摁进怀里：“……好了，别说了。”

他就不该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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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假期结束后，短暂的闲暇时光也告一段落，劳拉和阿德里安从海德堡返回柏林，一切都恢复正常，生活仍在继续。

开始工作后，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过了2个月。

事实证明，当日子越风平浪静的时候，就越容易被事情找上门来。

1941年3月的一天，忽然有人敲响了房门。

劳拉打开门，门口停着一辆汽车，一个身穿黑色党卫队制服的男人一手扶住帽檐，微微颔首，一手朝她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按照这帮人一贯的作风，如果此时她胆敢说不的话，大概是会直接被一脚放翻，然后拔枪顶着脑袋摁进车里的吧。

别问她怎么知道的，问就是试过。

舒伦堡说他个人不崇拜暴力美学，但不妨碍他手底下的人各个都是西装暴徒。

挑的好时机，今天阿德里安凑巧刚出门。

汽车绕过转角，驶入街道，循着既定的路线往前，最后停在一个劳拉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加班加得面如土色的助手照例微笑着为劳拉推开办公室的门，但今天的他看起来似乎与过去大有不同，堪称神采奕奕，疑似升职加薪。

纯黑深红相间的帘幕垂在落地窗前，这极为侬丽奢靡的颜色同头顶上璀璨炫目的水晶吊灯交相辉映，生出一种压抑的、咄咄逼人的气势。

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笔挺的黑色军靴踏过发出清脆叩击声响，从门口一直延伸至那张宽大古朴的办公桌后。

舒伦堡靠坐在他那张舒适的沙发上，交叠起一双长腿，每一根金发都一丝不苟地全部往后梳去，露出他那张漂亮的脸蛋。

“好久不见，穆勒医生，真难得，你看起来大有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