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医院大量的犹太籍医生被辞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纳粹疯狂抓捕那些所谓“不符合要求”的人并对他们实施强制性绝育。

医生必须主动向卫生官员报告患有遗传疾病的患者，并对符合《绝育法》规定的患者提出绝育请愿书，至于是否符合要求，则完全由遗传健康法院的三人小组审查和决定，法院仅根据请愿书和片面的证词做出决定，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需要患者在场。

医院不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是人间地狱。

劳拉低头清洗着手上的血迹，长期接触酒精和消毒水的双手已经发白起皱，她擦干净手，回到医护休息室坐下，半靠在椅背上喝了一口水，才得以喘息片刻。

这半个月以来，因为人手不够，医院各个部门都在抽调人员，做绝育手术的任务甚至落在其他科室的医生头上，就连劳拉这种名义上的“见习医生”都要直接上手术台实操。

更悲哀的是，绝育的医生必须将手术通知患者，而病人却被告知“不会产生有害的后果”。

但即便是医学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时代，也不是意味着绝对安全，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术后并发症通常会伴随终身。

由于患者的“不配合”，他们“自愿”来到医院的方式都是被警察搜捕强行送医。

吉普赛女人的额头在剧烈挣扎中撞到手术台鲜血直流，护士不得不用力抓住她的手，用束缚带将她牢牢绑在手术台上，这个女人绝望地嘶吼挣扎，她长长的指甲划破了劳拉的手背，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抓住主刀医生的手，从语气急切癫狂的辱骂到失声哭泣祈求，眼泪混合着血打湿了手术服。

主刀医生掀起吉普赛女人的衣服，看见她微微隆起的腹部，转头对“护送”她来到医院的警察说： “她怀孕了。”

“那么，”这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警察正了正帽檐说道， “先流产再绝育。”

劳拉走出手术室，手背上刺痛混合着血从指间流下，这个女人该有多绝望多怨恨。

在纳粹时代，这些可怜人如同屠宰场里待宰的牲畜，他们“品质”的优劣和生存繁衍的权利由一群疯子随意决定。

她站在医院的走廊上，耳朵里充斥着哭嚎和绝望的嘶吼声，看见试图反抗逃脱的人被子弹射中小腿后痛苦地瘫倒在地。

但劳拉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因为纳粹正在考虑对数百万人进行绝育，因此他们需要更快、非手术的绝育方法。

在种族纯洁法颁布后的18个月后，约有40万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