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来，姜瑶险些被门槛绊倒。

是谁说这年头的小孩儿好骗，这不是挺聪明吗？

她暗戳戳求狗蛋去告状，就是想让大队长出面收拾不怀好意的牛主任啊！

姜瑶扭头，远远看着狗蛋进去大队支部，不由笑了一声，转身进去知青院。

中午，知青们都回来休息了。

院子里挤满了人，洗脸的，冲脚的，洗衣裳的……年轻的脸庞上满是疲惫。

女知青还好，在地里锄草虽然累，但慢慢适应下来，都能忍得了。

倒是男知青们，从山上的采石场下来，好些人第一次拿锤子敲石头，手心一个个震得又红又肿。

这还不算糟，一上午干下来，胳膊都是麻的，不少年轻小伙累得直不起腰。

贺建军尤甚，回到知青院，直接靠着门口的大水缸闭眼就睡。

乡下不像城里一天三顿饭，吃饭只有早晚两顿。

中午大队支部不供饭，田静和姚卫红饿得狠了，只能翻出自带的炒面，香喷喷的干嚼，吃得狼吞虎咽。

“小花，你回来啦，吃炒面不？”田静招呼。

“我不吃了，”姜瑶坐过去，开口就问，“你们挣到四个工分没？”

姚卫红得意脸。田静也笑，高举拳头大喊，“圆满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乐极生悲，只听她肩膀咯嘣一声脆响，“哎呦，疼疼疼。”

姜瑶憋着笑，帮她捏了捏僵硬酸痛的肩颈。

姚卫红好奇，“小花，你去哪了？回来就没看见你。”

上山打猪草这事瞒不住。

姜瑶想了想，便坦坦荡荡说道:“大队长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让我去山上打猪草，一上午打够5篓猪草，能挣两个工分。”

“打猪草？”两人语气不是不诧异。

姜瑶解释，“上午你们也看见了，我体力差，下地太久晕得不行，撑不住。大队长知道我体弱，就让我干些轻省的活儿，上山打猪草。”

“真好。”田静语气酸溜溜的。

“好什么？”姜瑶半真半假地吐槽，“挣的工分太少了。是我自己不争气，忙一上午，只能拿你们一半的工分。”

想想也是，干的多，挣的工分多。

打猪草听着轻松，却只能挣两个工分。

两人顿时不酸了，反过来安慰姜瑶，“没事，咱们不是刚领了知青补贴吗，十六块钱呢，你别全都寄回家去，给自己留一点。”

“第一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公社给发补贴粮。大队长说了，再过两天粮食就能发下来，咱们三一块搭伙吃饭，饿不死的。”

“就是就是。”

听着这些话，姜瑶心绪复杂，说着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十六七岁朝气蓬勃的知青，刚刚从北京城里出来，一脸学生气，不知道农村的生活有多苦。

恐怕再过两个月，经受了生活的毒打，这两丫头再也不会随便说出和她搭伙吃饭的话了。

姜瑶下意识不愿面对那样的场面，勉强笑了一笑。

下一秒，就听田静脸色严肃道:“小花，以后咱们三个女知青，能一起结伴就一起结伴，实在不行就把贺建军拉上。”

姚卫红紧跟着道:“没错，半夜出去上厕所，咱们也把贺建军喊起来，让他给咱看门。”

姜瑶蹙了蹙眉。

“你不知道，”田静气得骂，“前沟岔以前有个女知青出过事！大队长竟然不提前告诉咱们！”

姚卫红也气，“要不是教你锄草的吴婶不小心说漏嘴，咱们都不知道这事。”

姜瑶提了提心，她是从谢云洲那里知道了这件事，但知道的并不多。

“吴婶怎么跟你说的？”姜瑶忙问。

“也没多说……”

1955年，上头第一次号召知青下乡；1956年，又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1]

所以自从55年开始，就有下乡的知青了。

60年开春，有个城里来的女大学生，也就是后来失踪的那女知青，自愿扎根在最穷最偏僻的前沟岔生产大队。

公社领导热烈欢迎，给她在队上安排了两间砖瓦房，她挑了一间房住，另一间就简单收拾出来，给村里的孩子教书。

女大学生啊，多稀罕。

什么都会，教认字，教算数，教俄文，温柔耐心，长得又分外漂亮，头发乌黑皮肤雪白，家家户户的小孩都喜欢她。

然而好景不长，立秋过后，前沟岔迎来一场瓢泼大雨。

大雨下了整整一夜。

就是那一夜过后，女知青就失踪了。

全公社轰动，城里的公安局都派了人来，那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社员们找人的喊声。大雨把一切痕迹冲刷干净。

找了整整三个月，什么都没找到。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听罢，姜瑶抑制不住四肢发冷。

她在现代网上冲浪，看得多，听得也多，自然也就明白这年头失踪的女知青意味着什么。

要么生不如死地活着，要么就是死了。

她忽然便明白了谢云洲专门警告她提高警惕的用意——当年失踪的那女知青，模样分外漂亮，头发乌黑皮肤雪白。

这不就是说她自己吗！

再看前沟岔仅有的四个女知青，田静和姚卫红都是普普通通的长相，胜在年轻可爱。

陈晓楠模样好一些，称得上一句眉眼清秀，气质文雅。

然而要说模样最显眼最出众的，却是姜瑶自己啊。

姜瑶眼前一黑，一想到前沟岔可能有个至今还没落网的可怕犯罪分子，顿觉人生无望。

她真不想活了。

要不出去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