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根嘲笑老婆妇人之见：“你以为银行里那成堆的钞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拿走？银行的管理严着呢！营业网点必须日清月结，每天的账目要做到分厘不差。如果少了一分钱，或者多出一分钱，都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不查清楚原因，根本就下不了班！A银行向来有三铁银行的美誉：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

“铁个屁！钢都能熔化，铁就没有被腐蚀生锈的时候？只有你那么天真。吃不到葡萄，还说葡萄是酸的。”方红梅反唇相讥，“很现实的例子。我们搬家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自己掏钱，搬家后没人上门，没人送礼。你再看看几位行长和罗新初家，搬家也好，买家具、买家电也好，都是企业派车，厂长经理轮番上门。谁知道那些东西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企业送的？你又说得清楚他们收了别人多少礼金？”

这些问题，王加根没办法回答。

搬家那段日子，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他们家门可罗雀，他心里也产生过不平衡。不过，方红梅的酸葡萄理论，还是伤了他的自尊。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人向他献殷情。搬家之后，余丰新就来找过他。见他家窗帘没有装，提出帮他装好。并且说，支行营业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在里面冲销，由支行统一结算。王加根觉得这样不好，当面予以拒绝，搞得余丰新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余丰新提出单位出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你拒绝了他，他就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不过，这种灰暗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家里全部安顿好之后，一些亲戚朋友也来参观。从客人的眼睛里，他们看到的是羡慕和嫉妒，听到的是惊叹和恭维。牌坊中学的老同事、孝北一中的教师和家属、曾经的师范同学、王李村和方湾镇的老乡，陆陆续续来看他们的新房子。这些人来的来，去的去，走马灯一般。有的恭贺之后马上就走了，有的还在他们家住上几天，着实让他们兴奋和忙碌过一阵子。虽然累，也很吵，但他们心里特别高兴。在他们羡慕邻居的同时，竟然也有那么多人在羡慕他们。这让他们感慨万千。

夜深人静时，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并达成共识。那就是，物质生活条件好坏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永无止境。没有必要老是与别人攀比，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如果一定要比的话，也不能老是眼睛向上，只关注那些比他们强的，还要看那些比他们过得差的。要纵向与过去比较，正视自己的进步，欣赏取得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成功带来的快乐，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情，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除了客来客往，加根还收到了一封久违的邮件。

当身怀六甲的肖丽娟把一个硕大的牛皮信封递交给他时，他以为是编辑部退稿或者样刊，同时心里又有点儿疑惑。信封上赫然印着“《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这杂志他并不熟悉，也没有投过稿。未必是其他杂志更了名？

他拿剪刀把信封剪开。里面共有四本《青年世界》杂志，而且是近期发行的四期。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四本杂志的目录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没有看到他的名字。正纳闷时，他发现杂志里面夹有一封信。摊开一看，信的落款为“梁雯”。

他的脑海里迅速闪现那个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

他已经五年没有与梁雯联系。这些年他实在太忙了。遭受了那么多磨难，应对过那么多考验，处理过那么多繁杂事务，以至于把五年前那段情感经历淡忘了，对梁雯这个女孩儿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

梁雯的来信很简单，主要是介绍她的近况，说她眼下在《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工作。不过，并非记者，也不是编辑，只是一个跑腿打杂的编务人员。她的主要任务是收发信件、给作者邮寄样刊和稿酬、参与编辑部的一些内外联系和接待工作。

“我知道您已经离开牌坊中学，在A银行工作，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无论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希望您不要放弃文学创作。说实话，我喜欢您写的东西。《青年世界》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主的综合性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您赐稿。如果有机会来武汉，也欢迎您到编辑部作客。”梁雯在信中这样写道。

梁雯读的不是师专么？怎么没有当教师？还跑到武汉去了？一连串的疑问，让王加根再次对这个女孩儿刮目相看。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不准备把梁雯来信的事情告诉老婆，也不打算回信。不过，投稿他倒蛮有兴趣。他常年累月都在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做梦都盼着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为了多一些机会和可能，他甚至经常到图书馆和邮局报刊零售部摘抄编辑部地址。现在，有编辑部主动要求他赐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把四本《青年世界》杂志简单地浏览了一遍，根据杂志的风格和栏目，在现有习作中，挑了一篇励志方面的文章，邮寄给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