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白素珍把小女儿留在白沙铺，独自一人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走出汽车客运站，她径直前往孝天市人民法院。

街上行人稀稀拉拉，节日气氛依然浓厚。多数店铺还是关门闭户，开门营业的主要为卖副食、水果和烟花鞭炮的。商家们把货物从店铺里面搬出来，整齐地堆放在大门口，招徕顾客。卖气球和塑料玩具的小贩，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造型各异的塑料玩具充满氢气，用绳子系在自行车或者三轮车笼头上，让它们在空中迎风飘扬，吸引大人小孩的眼球，挑拨小娃娃们吵着闹着要大人购买。还有打汽枪的、打台球的、扔铁环套奖品的、转圆盘赢糖人的。这些带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小游戏，吸引了不少行人参与和围观。

白素珍提着一个大帆布提包，走上了红火热闹的北街口大天桥。走着走着，她又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似乎在思考问题，而且马上改变主意，不打算一个人去法院。她想先去找干弟弟汤正源，让正源陪她一起去法院。

汤正源是律师，听说已经当上了孝天市法律顾问处主任，与法院的人肯定很熟悉。有他出面，人家或许会更重视。这样想着，白素珍就到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盒孝天麻糖和一包本地产的鸡蛋糕。按照汤正源写信时留下的住址，一路走，一路问。

半个小时左右，她在长征二路看到了孝天市司法局的门牌。市司法局职工宿舍楼就在办公大楼的后面，办公区与住宿区融为一体。

白素珍敲开了汤正源的家门。

汤正源的父亲、老婆和女儿在家，见到白素珍，表现得都很热情。

“正源去单位上班了。”刘老师介绍说，怕白素珍失望，又安慰道，“节后第一天，也就是去单位点个卯，互相拜个年，不会守到十二点的。您请坐，先喝点儿水，吃点儿瓜子水果。正源说不定马上就会回来。”

白素珍也不客气，在沙发上坐下，逗了会儿小宝贝晶晶，就开始与汤正源的父亲拉家常。除了回首往事，她还恭维老队长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能让他跟着进城享福，住这么宽敞漂亮的房子。

汤父呵呵地笑着，说托菩萨保佑，祖坟发了热。

话拉得正热闹，汤正源果然回了。他身穿黑色雪花呢大衣，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身板依然单薄，黑瘦黑瘦，但精神状态很好。见到白素珍，马上露出满脸的笑容。

相互问候，寒暄了一阵，话题就转到了告状打官司上面。

白素珍把起诉状交给汤正源，请律师弟弟把把关。

“我不想请律师，准备自己打这场官司。”她直言不讳地笑着说，“王厚义的罪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明了，官司肯定会赢，何必冤枉花律师费？”

汤正源接过起诉状，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沉默片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起诉状写得还可以，但愿法院能受理。

“先吃饭吧！吃完饭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去市法院。”汤正源这样提议，又说，“我上班的地方离市法院不远，而且顺路。”

汤正源是骑自行车带着白素珍到市法院的。

在市法院门口下车后，汤正源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伏在自行车座凳上，写下市法院院长和民事审判庭庭长的名字，交给白素珍，叫她进去找这两个人。

“你不跟我一起进去？”白素珍有点儿失望地问。

“我出面不太好。”汤正源为难地说，“而且，我们单位下午要开会，不能在这儿耽搁。”

白素珍不好强求，就与汤正源告别了。

目送正源骑车远去的背影，心里还是五味杂陈。不过，她走南闯北几十年，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并不惧怕单刀赴会进衙门。

瞄一眼法院门口张牙舞爪的石狮子，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稳定情绪，提着大帆布提包，赴汤蹈火般地走了进去。正准备从一楼大厅上楼的时候，听到“喂喂喂”的喊叫声。

从传达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问她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情。

白素珍如实相告，说她找市法院院长告状。

那男人让她先登记，同时告知：“院长有事出去了，不在。”

“那我找民事审判庭的苏庭长。”白素珍改口道。

那男人非常吃惊：“我就是苏庭长，今天值班。你找我什么事？”

白素珍喜出望外，马上放下提包，腾出右手伸过去。

“苏庭长您好！我叫白素珍，从河北保定来的。”

苏庭长与她握过手，把她引进传达室，又倒了一杯热开水递给她。

两人坐定之后，白素珍就开始讲述她的悲惨遭遇。讲到动情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

苏庭长自始至终比较平静，或许是因为法官见过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心肠都比较硬。

“你告王厚义什么呢？”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讲了好半天，苏庭长打断她的话问。

“我告他□□罪、重婚罪、侵占公民财产罪、虐待老人致死罪、间接故意杀人罪！”白素珍说出了一大串罪名。

这些都是她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时接触过的名词。

听到这儿，苏庭长就知道她是个对法律似懂非懂的人。

常言道：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就冇得整。像白素珍这种学过一点儿法律的“半瓢水”，糊弄肯定不行，解释又费口舌。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这样一个难缠的妇人，苏庭长心里暗自叫苦。不过，他还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开始耐心地解释。

苏庭长说，□□罪法院肯定不会受理。就算王厚义一九六二年真的□□了她，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早已过了诉讼时效。重婚罪必须由受害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王厚义重婚，受害人是胡月娥的丈夫，应由胡月娥的丈夫提起诉讼。如果胡月娥的丈夫患有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应该由其监护人提起诉讼。间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王厚义发现白氏喝农药自杀，已经将其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至于放弃抢救，那是因为农村生活困难，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怎么能用生活困难拿不出钱来推脱罪责呢？”白素珍不同意苏庭长的观点，予以反驳，“王厚义拿不出钱来，可以打电报告诉我，让我从河北带钱回来。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在老人有可能救活的情况下，把她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悲惨地死去。”

听白素珍强词夺理，苏庭长有点儿不高兴。

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白素珍：“你只能控告王厚义侵占房产和虐待老人这两条。侵占房产属于民事范畴，虐待老人属于刑事范畴。民事刑事不能混在一起，起诉状必须分开来写，而且要有充分的证据。就这样吧，我还有其他事情。”

听苏庭长下了逐客令，白素珍不好意思继续呆在这儿。

她把苏庭长退回的起诉状装进提包，站起身，还是大度地伸出手，与苏庭长握了握，然后闷闷不乐地走出了法院。

北正街上热闹非凡。开门营业的商家把音箱摆在大门口，播放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音调得特别大，震耳欲聋。不时还夹杂着商家声嘶力竭的吆喝，吵得人心烦意乱。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白素珍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出师不利，到孝天城的第一站就碰了壁。她觉得苏庭长这个人不可理喻，明显是在袒护王厚义。但是，审理案件的权利掌握在别人手里，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让她重写起诉状，她就必须重写。不然的话，别人根本就不受理。

重写就重写吧！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得找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去汤正源家里肯定不方便，那两室一厅的房子，根本就腾不出多余的地方。汤正源夫妻住主卧，他们的女儿晶晶住次卧，汤父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行军床上。哪儿又能提供地方给她呢？除了汤正源，孝天城还有几个白素珍认识的熟人。有小学同学，有白沙铺老乡，这些人都是通过各种门道挤到孝天城上班的。但春节还没有过完，贸然去别人家里打搅，白素珍又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找一家旅社吧！

她来到了孝天商场旁边的向阳旅社。这是一家国营旅社，位于槐荫大道与书院街交汇处。离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都很近，住在这里方便办事。可一问价格，单间和标准间每天都要八块钱。即使睡标准间的一个铺位，每天也得四块钱。太贵了！旅社也有十几个人睡的大通铺，每天两块钱，但人多嘈杂，没有桌子，根本就没办法写东西。

走出向阳旅社，她准备找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社。转了好半天，才在孝天商场后面的一条背街上，找到了一家小旅店。进去一问，价钱果然比较便宜，单间房每天三块五角钱。只是这里的单间房狭窄得要命，一张单人床就占去房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勉强塞进去一张桌子，但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上。白素珍环顾房间，有窗户，有电灯，有洗脸盆，有拖鞋，铺盖行李也比较干净，心里觉得还不错。面积虽然狭小，毕竟能够避开其他人的打搅，是个能够独享的空间。

她就去前台交钱开票，住了下来。安营扎寨之后，她开始奋笔疾书，重新撰写起诉状。由于必须引用的一些法律条款记不清原文，她又去孝天市法律顾问处找汤正源，借法律法规方面的书籍作参考。

与汤正源见面之后，白素珍聊起了与苏庭长交谈的情况。

汤正源听得很认真，自始至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样吧！我呆会儿去找苏庭长摸摸底细。”汤正源最后说，“您晚上到我家里吃饭。我们再商量一下。”

白素珍回答：“晚饭就免了。中午吃得太饱，肚子根本不饿，晚上去吃一碗糊汤米酒就行了。好多年没吃孝天米酒，还真有点儿馋。”

听她这么讲，汤正源就没有勉强。

晚上七点钟不到，白素珍就来到了汤正源家。一直等到八点半，汤正源才回来。

她急不可耐地问：“苏庭长怎么说？”

汤正源阴沉着脸，没有马上回答。他脱下雪花呢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在沙发上坐下，这才告诉白素珍：“苏庭长说，我们孝天人，不可能把王厚义一家人赶出家门，让他们在露天里过日子。”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白素珍非常生气，冒出一句脏话。

汤正源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拿打火机点燃，一边抽，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法律既要维护公平正义，也要维护社会稳定。”

他劝白素珍大度一点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老是纠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纠缠现实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不能老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要向前看。不要死抠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要理论联系实际。莫总是沉溺于美好的幻想之中，没事找事地给法院添麻烦。否则，只能自讨苦吃。

“法律不允许抹牌赌博，但现实生活中打麻将、斗地主的随处可见；法律不允许拉关系走后门，但如今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有些事情根本就办不成！听我一声劝，素珍姐。你现在条件那么好，生活又不是不可过，能马虎的，就马虎一点儿。”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完全不像法律工作者，浪费了一个律师指标。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思？”

汤正源答非所问：“苏庭长觉得，你就像个三岁的小孩，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说在王李村，抱着养母的遗像进门，还在遗像两旁写什么宪法显灵、善恶应报。这简直不像正常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精神病！”

白素珍感觉受了极大的侮辱，粗鲁地把苏庭长臭骂了一通。

汤正源没心没肺地笑了，开始陈述法院审理案子的内幕。

他说，眼下法制并不健全，权大于法在所难免。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打官司有时像赌博一样，有理不一定能赢，没理也未必会输。司法机关说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地方保护主义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

“我的意见，您还是就此止步。回保定快快乐乐地过春节，不要再折腾了。”

白素珍原本希望汤正源提供支持和帮助，没想到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泼冷水，因此非常失望。她内心里不赞成汤正源的观点，也不认同汤正源讲的那些狗屁理论。求人不如求己！她下定决心把这场官司打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告别汤正源及其家人，白素珍回到小旅馆，重新写起诉状。

她严格按照苏庭长的要求，刑事民事分开写，起草了两份状子：一份状告王厚义虐待老人致死，一份状告王厚义侵占公民房产。

两份诉状花了一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半天。

草稿完成后，又遇到难肠事。她的字写得太差了，见不得观众，也不好认。这样的诉状交到法院，别人肯定不会受理。

之前的起诉书，都是她打草稿，老马帮忙抄写的。老马写得非常认真，正楷，一丝不苟，如同临摹字帖。现在老马离得那么远，帮不上忙。怎么办呢？找打字社打印出来？那得花不少钱，还要耗费好长时间。白素珍既不愿意花钱，也怕耽搁得太久，就想找个人帮助抄一遍。找谁呢？孝天城的朋友中，哪个的字写得比较好？她肯定不愿意去找汤正源。想起这个人，她就生气。什么干弟弟？什么狗屁律师？纯粹是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混混儿！

除了汤正源，还有谁能帮上忙呢？她把所有在孝天城的朋友盘点了一遍。电影院放映员小夏，汽车站售票员小陈，餐馆服务员小沈……但这几个人写的字，似乎都不怎么好，拿不上桌面。思来想去，她觉得最佳方案还是去牌坊中学，让她儿子加根帮忙抄写。

白素珍走出小旅店，穿过一条巷子，来到孝天商场门前，准备乘公交车去孝天火车站。

正在她等公交车的时候，一辆装垃圾的板车停在了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旁边。外衣上套着“孝天环卫”红马甲的女工搬起垃圾桶，把垃圾倒进四周都有档板的垃圾车。

白素珍发现那环卫女工有点儿眼熟，长得特别像李艳红。

“艳红！”她试探地喊了一声。

环卫女工回过头来，面朝向她这边儿。

“真是你啊，艳红！”白素珍喜出望外。

环卫女工也认出了白素珍，赶紧跑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得满脸通红，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两人站在路边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邂逅，不敢相信对方就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回王李村我就去过你家了，见门上一把锁。邻居说，你早就不在王李村住了，跟着青松去了杨岗中学。今天怎么会在这里？”白素珍疑惑不解地问。

艳红回答说，她是在杨岗中学住过一段时间。去年九月份，王青松调到了地区实验中学，她和孩子们又一起来到了孝天城。

“地区实险中学离这儿不远，我就住在学校里面，进校门第一栋教工宿舍三楼。要不你先去我家吧！”李艳红热情地邀请，“我还有几个垃圾桶要清理，清理完就可以回家。很快，要不了多长时间。”

白素珍本来想说她要去牌坊中学，改日再去拜访，但想了想，又改变主意，答应去李艳红家里看看。

“我陪着你吧！路上还可以说说话。收完垃圾，我们再一起去你家。”白素珍一边说，一边帮李艳红拖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