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也让无数人泪流满面，感慨嘘唏。不过，如果问起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

其实，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北孝天。孝天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董永“行孝感天动地”而得名。

相传东汉时期，少年董永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从山东博兴迁居湖北孝天。后其父亡故，董永为换取丧葬费用，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此举感动了天帝的千金小姐七仙女，她下凡到人间与董永结为夫妻。男耕女织，共同偿还债务，还生育了儿女……

孝天是孝文化之乡。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除董永卖身葬父以外，还有“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我国清朝县志记载的孝天孝子，有近五百名之多。概而言之，孝天是一座因美好传说而得名、有着深厚孝文化底蕴的城市。

王加根从毛陈镇返回孝天城时，已经临近午饭时间。

问了好几个人，他才在书院街上看到孝天县司法局的招牌，可大门紧锁。星期天是休息时间，没人上班。

去哪儿找汤正源呢？

正犯愁时，他发现这栋有些年头的砖瓦房旁边还有一个侧门，正对着孝天县大礼堂。侧门敞开着。他带着侥幸的心理进入侧门，看到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只有一间房门似乎是开着的——因为黑暗的走道里，唯有那里透出些亮光。

他缓步走向那里，结果让他又惊又喜：开着门的房间里站着一个人，正好是汤正源。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汤正源黑瘦的脸上露出笑容，风趣地调侃道，“这才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刚在外面办完事，回办公室取点儿东西。正准备去你刘阿姨那儿吃饭。你要是来早了，我不在，进不了门；你再晚来一会儿的话，我就走了，也见不着。”

“这就叫缘分！”王加根应和道。

汤正源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一边提议：“走吧！跟我一起去县一小，到你刘阿姨那儿吃饭。我们边走边聊。”

去县一小刘阿姨那儿吃午饭？怎么会是县一小，而不是去他家里？王加根有点儿纳闷。

汤正源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说：“对了，还没有带你参观我们住的地方呢！临时住所，名副其实的陋室。”

出了办公室，汤正源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径直往过道里面走，到了最顶头的房门前，停下脚步，打开房门。

王加根亦步亦趋地紧随着。

进门后，他看到了那对曾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坐过的沙发，还有熟悉的方桌和椅子。房间正中央摆着一排大衣柜，把一通间房隔成两小间。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橱柜、床头柜、电风扇、音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见缝插针，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县司法局新办公楼和宿舍楼还没有修好，我们只能暂时栖身于此。”汤正源略显尴尬地介绍道，“因为和办公场所在一起，不能开火。做饭只能在你刘阿姨上班的县一小。我们每天都是两头跑，在县一小吃饭，回这里睡觉。早餐一般在外面解决。晶晶在上幼儿园。县幼儿园与县一小隔壁邻墙，还算方便。”

“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王加根安慰道，“并且，道路已经不那么曲折了。”

汤正源赞许地笑了笑。

重新锁好房门，他们一起走出了县司法局。前往孝天县一小的路上，汤正源得意洋洋地谈起了工作变动情况。

调到毛陈中学不久，也就是去年“十一”前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了解到中国法制建设的紧迫性与法律工作人员奇缺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自学法律的想法。紧接着，又从报上看到湖北省司法厅招录法律工作人员的消息，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正好符合报考条件，就不假思索地报了名。然后，根据考试大纲紧张地复习了几个月，结果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我报考的是律师，本应该安排到法律顾问处。但县司法局法制股正好缺人，就留在了局机关。法制股眼下就我一个人，既是股长，又是办事员。工作任务主要是编辑司法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负责全县的法制宣传。”汤正源不无炫耀地侃侃而谈，又提醒王加根，“你可以给我们投稿呢！我们付稿费的。”

到了孝天县第一小学，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王加根见到了体态丰腴的刘老师和胖墩墩的小晶晶。

饭菜已经上桌。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大家就围坐就餐。看到王加根带来的人参酒，汤正源吩咐老婆拿来两个酒杯，师生二人对饮。

三杯酒下肚，汤正源的话更多了。他情绪亢奋，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能有今天，得感谢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领导。如果不是张雨桓排挤他，把他赶出县师范，他可能还在五里棚唱“园丁之歌”，还不知要在那座破庙里吃多少年的粉笔灰。

“一个人的潜能往往能在最低谷时迸发出来，这就叫置死地而后生。”汤正源如同哲学家一样演讲，“记得我离开县师范时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因祸得了福？”

王加根笑着点点头。

酒足饭饱，王加根起身告辞，说明天还要上班。

汤正源没有挽留，笑着起身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别忘了给《法制宣传》投稿。

王加根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孝天火车站。路过地区汽车站时，突然又萌发了去方湾中学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孝天城离方湾公社仅十几公里，坐汽车只要半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先到方湾中学，在那儿呆几个钟头，然后去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这样也不耽误明天上班。去不去方湾中学呢？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去吧！已经二十多天没与红梅见面了。她肯定和我一样，被思念折磨得不行。近在尺咫，为什么不去了却这二十多天的相思债？一个王加根这样说。

马上又有一个王加根提出反对意见：你有没有一点儿自制力？说话还算不算数啊？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假期，你未必连这几天就等不得？讲好了这个周末不见面，你贸然前往，就不怕方红梅笑话？万一她外出不在方湾中学，你去了不是要扑个空？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等着他。

每周见面已经成了习惯。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一个礼拜。七天后的每一天，就感觉度日如年。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上班时，她用疯狂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批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遇上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没有投过稿。她对文学的爱好，不如王加根痴迷和执着。如果不想看书和写作，就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走出宿舍，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或者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和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王加根。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泪水如涓涓细流在脸上流淌，感觉肝肠寸断。有时想得实在没办法，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注目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她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心爱的人又出现在梦境中，甚至躺在她身边。

隔壁房间的扑克摊子散场了，传来余兴未尽的议论，以及拖动椅子的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

她又开始哽咽着饮泣。

“根，抱紧我！天这么黑，我一个人好怕。根，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来看你的梅！你知道她正在痛不欲生地思念你吗？你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身边？未必真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你心爱的梅置之脑后？把思念抛到九霄云外？我多么可悲！为什么要酿下这爱情的苦酒？”

到了星期六下午，明知道两人约好不见面，明知道王加根不可能来方湾中学，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宿舍里等待。等待着心上人违约，从天而降，出人意料地站在她面前。

恍惚中听到有人敲门，她就会从床上或椅子上弹起来，奔过去打开房门。结果，外面什么也没有。

这种无望的等待往往要到次日早晨才告一段落。

星期天，她强迫自己正视现实，回归自然。

没精打采地回到菜园子村，听祖母叨唠，帮父母干家务，检查弟妹的学习。或者，一个人穿过田野，到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置身于大自然，她的心情才开朗一些，感到舒畅和快乐。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儿，蜂飞蝶舞，河水欢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见鸟儿成群结队，蜜蜂与花蕊紧紧拥抱，遥望小河中戏水的鸳鸯，她又难免黯然神伤。唉，动物都能够朝夕相伴，我和心上人为什么只能天各一方？

“五一”假期总算到来了。当他们再次在花园公社小学相聚时，那刻意压抑的感情如火山喷发。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难以自控。方红梅抚摸着王加根消瘦的面庞，亲吻着他颤动的嘴唇，一声声地呼唤着“根”“我的根”……□□的欲望让她如饥似渴，但又不敢迈出那可怕的一步。欲罢不能，欲进又止，欲言还休。

那种感觉真的比死去还要难受。

“让我死吧！我忍受不了！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她一次次地低吟，死去活来的样子。

王加根同样抓心挠肺一般难受，泪如泉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呼吸急促。有时扯下身上唯一的遮羞布，准备趴到方红梅身上时，眼前突然会出现白素珍凶神恶煞的面孔，脸上似乎又挨了重重一耳光。于是悬崖勒马，懊恼地停了下来。除了对母亲的恐惧，还有对冲动后果感到担忧。

按法律规定，男子必须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他才十八岁，如果现在就急不可耐地把生米做成熟饭，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如何度过？更何况，花园公社文教组出台了新政策，要求公办教师晚婚晚育。男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五周岁，女教师必须年满二十三周岁，才允许结婚。否则，所在学校不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领不了结婚证书。

忍忍吧！不能图一时快活，惹百日烦忧。…

王加根又重新把短裤穿好，上齿咬着下唇，无声地痛哭起来。

方红梅抱着他的头，与他一起流泪。

这对被爱情的烈火烧得体无完肤的年轻人，最终还是用意志扼住了欲望的咽喉，阻止了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

急风暴雨过后，他们平静下来，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实在是太困太累了，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计划，他们准备利用“五一”假期去武汉玩两天。不买东西，不走亲访友，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一下大城市的生活。

这是他们恋爱之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旅游，两人都比较兴奋。晚上，他们趴在《武汉市交通旅游地图》上研究了好半天，基本上确定了游览的景点和出行路线。

天亮之后，在煤油炉上煮了点儿白菜面条，香滋滋地吃完，两人就怀着激动的心情上路了。王加根背着已经洗得发白的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钢笔和存折。

他们先到银行取钱。办业务的显然是个新手，一会儿账算错了，一会儿找不到记账单。打起算盘来像捉虫，数钞票的样子也很难看。一笔简单的现金支取业务，办了二十五分钟。这种人要是在教育系统，早就靠边儿站了。本来蛮好的心情，一下子受到了影响。走出银行时，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愤愤不平。

来到花园火车站，刚进候车室，竟然碰到了徐磊。更巧的是，徐磊也是坐火车去武汉，到他大伯家里玩儿。

三个人买好车票，一起进站上车。

车上人满为患，找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座位。后来在堆放货物的“货车厢”里，看到长条木椅上有几个空位子。

他们赶紧跑过去坐下。

徐磊是花园公社人，家住花园镇北头的徐家河。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季店公社教书。他从家里去季店，或者周末从季店公社回家，总是走襄花公路，正好路过花园公社小学，因此常去王加根那儿。王加根也去过徐家河他家里。两人交往甚密，关系不错。

他与方红梅是师范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交谈的话题相对比较多。

“你跟池中月怎么样？”方红梅明知故问。她已经从王加根那儿听说徐磊与池中月分了手，只是想确认一下。

“还能怎么样？”徐磊玩世不恭地回答，“我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小孩子过家家，玩玩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