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再怎么说，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
就这样，白素珍带着女儿到了宜昌市。
在分别两年多之后，母女俩终于得以团聚。
按白素珍的想法，母女团聚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又温馨的事情，可实际情况与她的想法大相径庭。
加枝的到来，增加了她的经济负担。白素珍每月账面工资为三十七块五，其中的二十元必须作为副业款交给生产队，可支配收入仅有十七块五角钱。除了维持母女俩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得支付加枝上学的费用、大人小孩治病的费用，以及各种不可预见的开支。很快，就开始入不敷出，感觉捉襟见肘了。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有拖欠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先是对她提出警告，接着停发了她和加枝的口粮，并扬言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
经济拮据的同时，母女之间还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白素珍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在家里说一不二，要求女儿对她绝对服从，什么事情都必须听她的。而加枝性格倔强，又值青春叛逆期，自然不会对妈妈百依百顺。顶嘴，争吵，结果就招来辱骂，甚至受皮肉之苦。
白素珍来宜昌后，虽说不像在陕西时那么忙，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挺多的，加班也在所难免。遇到不能正常下班的时候，她就没办法照顾女儿的生活。好多次，加枝放学回家时，看见门上一把锁，没办法进门。左等右等不见妈妈回来，只好去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家里，蹭碗饭吃，然后直接去上学，或者在别人家里写作业……
一次这样，两次这样，次数多了，加枝就难免发牢骚。
她质问妈妈：“你既然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要把我弄到宜昌来？我在王李村过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弟弟作伴儿，日子过得比这儿强多了。”
看到自己的好心被女儿当成驴肝肺，白素珍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叫骂着，把加枝狠狠打了一顿。
自此，母女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正在她们感觉日子没法继续往下过的时候，生活又出现了新转机。
加枝到宜昌时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同班同学中有个男生叫马杰，与她同龄。马杰的父亲是军人，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他妈妈患胰腺癌突然去世了，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和妹妹。
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就想撮合马教导员和白素珍，让他们两家人合在一起过日子。
马教导员是四川人，比白素珍大十二岁。当班主任老师来说媒时，白素珍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自己不到三十，怎么能找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还要去帮他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加枝就够她操心的，让她同时照料四个小孩，那简直就是要她的命！
班主任老师却不屈不挠，劝说白素珍与马教导员见见面，谈过之后再作决定。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白素珍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她上班的打字室。马教导员还带着三岁的小儿子马军。交谈的时候，白素珍并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她一边打字，一边听马教导员自我介绍。轮到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她才暂时停止打字，敷衍了事地说了几句。
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但彼此印象还不错。马教导员眼中的白素珍，完全不像农村妇女。年轻漂亮，有文化，知书达理，还会播音和打字，比城里人还要能干。如果能够娶到这个女人，那可是捡了个大便宜。白素珍眼中的老马，与之前想象中的也不一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仪表堂堂，面容和善。从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是个老实本分、谨小慎微、比较实在的人。
老马对白素珍一见钟情，明确地表达了希望两人共同生活的意愿，还直言不讳地道出了眼下的难处。自打妻子去世后，他既当爹又当妈，日子简直没办法过。大儿子马杰十二岁，患有尿失禁的毛病，经常尿床，被子和床单晾晒得比较勤；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还不会自己弄，全靠大人料理；小儿子马军才三岁，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拉屎后不会揩屁股……
听过老马的絮叨，白素珍感同身深，对他们爷儿四个非常同情。不过，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她表现得还是相当谨慎。毕竟与老马仅一面之交，不了解他的为人，同情也不能代表爱情。更何况，自己还有女儿加枝，也要顾及她的感受。老马似乎看出了白素珍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只是希望保持联系。
“就算成不了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行。”老马大度地说。
白素珍笑着表示同意。
尔后他们又见过几次面，都是老马主动来找白素珍。在他的内心里，当然不希望两人一直是普通朋友关系。
一九七五年夏天，老马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即将整体转移到河北省迁西县，参与“引滦入津”重要工程——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听到这个消息，老马非常着急。
他原来的想法，与白素珍的事情慢慢来，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做到互相了解，然后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现在，部队要去河北迁西，那里与湖北宜昌相隔千里。
两人想见上一面都难。
老马赶紧去找马杰的班主任老师，希望媒人再次出面，劝说白素珍与他花好月圆。
白素珍得知老马即将离开，失落之感油然而生。通过前段日子的交往，她对老马的总体印象还不错，好感与日俱增。老马听说她拖欠着生产队的副业款，比较麻烦，二话没说，就给她送来了三百块钱。
她当然不能收，但老马执意要给。并且说，就算是借给她的，帮她度过眼前的难关，等她将来有钱了，再还给他。
老马的好心相助，暂时保住了她们母女俩的口粮供应，也让她欠下了老马一笔账债和人情。现在老马要走了，她去哪儿弄三百元钱还给人家呢？还有，基建工程兵部队整体转移，部队子弟学校肯定会随同一起到河北迁西，加枝去哪儿上学读书呢？
“如果你嫁给老马，你们母女俩的户口就可以迁入部队集体户。万一加枝将来考不上大学，还有安排工作的机会。”班主任老师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竭尽全力开导和劝说白素珍。
深思熟虑之后，白素珍与女儿加枝进行了一次交谈。母女俩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与老马爷儿四人组成新家庭。
老马与白素珍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两家六口人就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了一起。
三个月后，他们又随部队一起迁移到河北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上。
部队家属区是一大片新盖的红砖瓦房，一排一排非常齐整。住宅分为两居室和三居室，独门进出，门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部队子弟学校也是新建的，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都有。
洒河桥是人民公社所在地，为崇山峻岭所包围，是方圆几十里内比较热闹的地方。党政机关、司法部门、学校、医院、供销社、电影院、邮局、餐馆、理发店和大大小小的工厂，真可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街上每天都有农贸集市，四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这里赶集，出售或者购买新鲜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
洒河桥距潘家口水库建设工地十公里。老马每天早出晚归，有吉普车送他上下班。老马坐着吉普车走了之后，马杰、马红和加枝就会背起书包去上学。家里只剩下白素珍和马军。她给马军穿衣服，洗脸，弄早餐。吃饱肚子后，再带着马军去农贸市场买菜。接下来的时间，马军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小院子里玩，白素珍则要洗衣服、拖地、打理清洗鱼肉和蔬菜，做午饭……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平静如水，波澜不惊。这样的生活是白素珍曾经梦寐以求的，因此她觉得很幸福。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一封从湖北发来的电报，让他们平静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
电报是白大货发来的，电文十个字：三货在汉车祸身亡，速回。
看过电报，白素珍眼睛一黑就昏过去了。老马和孩子们惊慌失措，围着她哭作一团。
白素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也开始号啕大哭，为苦命的三货喊冤叫屈，悲叹三弟短暂而又可怜的一生。
“三货才二十四岁啊！刚谈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怎么突然就死了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老马坐在床沿边上，默默地流泪。他本想去向部队首长请假，和老婆一起去武汉处理三货的后事，但家里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没有大人怎么行呢？
最后，还是让白素珍一个人回了湖北。
她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根据三货生前写信的地址，一路走，一路问，好不容易找到了白沙铺公社建筑队所在的建设工地。
听工友们讲过三货死亡的原因，以及这起事故处理的经过和结果，白素珍的悲伤转为愤怒。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整个人都要爆炸了。
她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重新处理此案。
别人的答复是：已经由死者亲属同意的处理意见不可能改变。
白素珍说，来处理丧事的两个人只是名义上的亲属，与三货没有任何抚养关系，更没有感情。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管不了这些，不予理睬。
白素珍又一路悲愤地乘车赶往白沙铺。
快到大货家门口时，她扯开嗓子申冤一样地骂开了。引得左邻右舍的人们都从家里出来看热闹，过往行人驻足围观。
白素珍骂大货黑心烂肝，榨干了三货的血汗，还把他的骨头渣子拿去变钱；她骂生母不知廉耻，一个只生不养、牲畜不如的人，竟然好意思以母亲的身份，去处理三货的丧事……
大货明知理亏，不敢还嘴。为顾大面，他还客客气气地把姐姐迎进家门。正在做月子的沙桂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抱着熟睡中的婴儿，躺靠在床上没有起身。
白素珍径直走进三货生前住过的房间，见四屉柜上摆放的骨灰坛，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开了。
平静下来之后，她又走出家门，来到熟悉的街市上。买花圈，买黑纱，买白纸，买蜡烛，买棒香，买墨汁，买毛笔。然后返回白大货家里，把三货生前的卧室布置成了灵堂。
骨灰坛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四屉柜正中央，前面是香炉，两侧是蜡烛，墙上是她亲笔写的挽联。
庄严。肃穆。一种叫人生寒的悲凉气氛。
晚上，白素珍就睡在这“灵堂”里。人去物在，触景生情。她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抚摸着骨灰坛同三货讲话，或者如木雕泥塑一般地坐着发呆。白天，她要么痛哭哀号，要么大声叫骂，逼大货退出那六百元钱，去为苦命的三货申冤报仇。
白大货怎么可能退钱呢？那钱已经用来偿还了做房子的账债。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耷拉着脑袋，不表任何态。不管姐姐骂得多么难听，他都不还嘴，完全是一幅逆来顺受的样子。姐姐要他退钱，答复只有一句话，钱都还了账，他拿不出钱来。
“那钱是抚恤金，是三货的性命换来的。对三货有抚养之恩的人才有资格享有，依靠三货生活、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亲属才能使用。你是生过三货，还是养过三货？你说你是大哥，可以算作亲属，但你年纪轻轻的，又不是缺胳膊少腿，凭什么拿那钱？有什么脸面用那钱？”白素珍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地质问。
大货还是一言不发。
“三货出生八个月，就被那个黑心烂肝的老母狗抛弃了，是王李村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他最应该报答的人是姑妈。姑妈是他的养母。只有他养母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你要是不退出那六百元钱，就要替三货履行赡养姑妈的义务，把姑妈接过来养老送终！”
“行。我愿意养姑妈。”白大货终于开口表态。
白素珍一怒之下就去了杨岗公社王李村，真的把她养母接到了白沙铺。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她儿子王加根。
当双耳失聪的白氏吃力地听大家解释，看大家比划，弄清楚了白素珍接她来白沙铺的意图时，又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没地方住，又不是没有人养。我赖在大货这儿算怎么一回事？外人会说我是有米的叫花子。”老人家噘起干瘪的嘴巴，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再说，我也离不开加根。总不能让加根也到白沙铺来住吧！”
无论白素珍怎么劝说和解释，老人家执意要回王李村。
白素珍一筹莫展，相当为难。
“这不怪我不养姑妈，是姑妈自己不愿意来白沙铺的啊！”大货见到这情况，心里一阵暗喜，说话也有了底气。
白素珍气恼地白了他一眼，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她突然想到，如果生母不随大货一起去武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就没办法处理这起事故。于是，又把怒火转嫁到生母身上。她让养母暂时住在大货家里，自己带着儿子王加根，怒气冲冲地步行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
就这样，王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外婆。
此前，关于外婆的信息，王加根都是从白素珍的咒骂声中得到的。好吃懒做，好逸恶劳，黑心烂肝，冷酷无情，蛇蝎心肠，行为放荡，臭不要脸……这就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外婆形象。
直到他见到外婆，与外婆短暂相处之后才发现，外婆其实是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农村妇女。身材消瘦，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说话轻言细语，待人有礼有节，还特别勤劳。平日在生产队里出工，回家就做饭、洗衣服、扫地、喂猪、喂鸡，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看上去，与王李村的奶奶差不多。
外婆的麻子丈夫已经不在武汉做生意了，回村与老婆一起劳动。他们还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按亲戚关系，加根应该叫他们幺舅和小姨。遗憾的是，因为陌生，他们没有办法亲热起来。
白素珍带着他来到万安村，还没进外婆的家门，就开始大声叫骂，把村子里各家各户的人都招引出来了。
加根觉得没面子，很丢人，又没办法阻止妈妈的过激行为。他只能低着头，跟着妈妈往村子里面走，一直来到外婆家门口。
外婆、继外公、幺舅和小姨都在家里，听到白素珍的叫骂都不敢回应。两个老人躲在屋里，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他们。无论白素珍骂得多么难听，表现得多么凶狠，家里人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白素珍说，既然大货退不出钱来，那六百元钱就应该由生母出，因为是生母“恬不知耻”地冒充三货的亲属，去武汉处理的丧事。
素珍的生母躲在房间里抹眼泪。
她应大儿子之邀，去武汉处理三儿子的丧事，又有什么错呢？何况，这本身就是一件让她非常伤心和悲痛的事情。六百元钱的抚恤金全让大货拿走了，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凭什么让她退钱呢？再说，就是把她的家当全部变卖光了，也不值六百元钱啊！
老人家不想与大女儿理论，只是避其锋芒，一句话也不讲。
白素珍骂她咒她，她还不声不响地烧火做饭，安排素珍母子俩晚上睡觉的地方。
白素珍在万安村闹了两天，没什么结果，只能带着儿子无功而返，重新回到白沙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