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雷格和阿尔伯特，这两个相信我的人，因为我的一句话而陷入了震惊和自我怀疑。我开始后悔自己把这句话过早地说了出来，一个对我来说的平静“事实”，对他们而言则是尖刀一样无情的预测。

“对，占星只是预测可能性，它并不代表事情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发生。”我补充道。

科雷格勉强笑笑：“对啊，我就说嘛。——所以我要去拿，我要去……”他又打开了门，但甚至忘记了他自己说要去取白兰地。

阿尔伯特脸上几乎没有血色，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他更了解我，明白我前面的话也只是安抚一时接受不了的科雷格。

我握住阿尔伯特的手，只感觉到他的手潮湿发冷，只是微弱地回握了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和内心的震惊作斗争。

过了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将我揽在怀中，似乎想从紧紧的拥抱中寻找到某种答案，某种他差点放弃的东西。

他大概以为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已经尽到，可以把自己全心身地交给爱情，而现发现，并非如此。

科雷格拉开门，停在那里。

“阿尔伯特，元帅回来了！”科雷格说。

接着，听到萨维亚蒂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叫着阿尔伯特的名字，还伴随着几声汽车喇叭响。

“他怎么了？”科雷格喊道。

从楼梯上往下看，萨维亚蒂的车开回来了，后座上，伦德施泰特元帅腿还是坐着，但上半身无力地歪倒在座位上。

阿尔伯特四阶一步地跃下了楼梯，我拿着钥匙随后跟了下去。

我和阿尔伯特分别坐在元帅两边，发现他眼睛充血，嘴巴半张着，微微气喘，额头是滚烫的。

“怎么会突然病倒？”阿尔伯特问。

“本来元帅有一点点发烧，今天到柏林后计划着先去体检，但是……”萨维亚蒂看了我们一眼。

“去沙医生那里！”阿尔伯特说。

到了仁慈医院，医生说这是伤寒。

“最近西线士兵中有一些有伤寒，元帅前几天稍微有点症状，他说只是感冒，”萨维亚蒂说，“只是没想到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冷。”元帅在无意识中喃喃说。

“给他多盖个毯子吧，”医生说，“再弄个暖水袋。这种病发作起来就是发烧又怕冷。”

到晚上吃饭时，阿尔伯特一直守在元帅床边没有动。我给他和萨维亚蒂在医院食堂买了饭送过去，阿尔伯特只吃了几口，就又用手肘撑着床边，把头靠在自己交叉的双手上，看起来就像在忏悔。

晚上8点左右，伦德施泰特元帅清醒了过来。

“你们怎么来了？我在车上有点头晕，就睡了过去。”他说道。

“在大本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病了，所以才要回柏林检查身体，对不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还……”阿尔伯特说。

“不是什么大病。”伦德施泰特刚从昏迷中醒来，语气却很轻松。

这时我才明白，他向我保证只要有他，阿尔伯特就不会上軍事法庭的时候，是在担心什么。

他担心自己在战争结束以前就离世，无法庇护我们。只是他和其他的家长不一样，不会用自己的病痛去绑架阿尔伯特，逼他做某种选择。

阿尔伯特把头垂得更低，像是抵在床栏杆上。

晚上10点，阿尔伯特让我先回家。

“贝儿，明天我回家陪你，今天晚上，我在这里陪舅舅。”他对我说，“他比两年前明显老了，不是吗？”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过去。元帅病情稳定，而阿尔伯特则一身烟味，他平时并不抽烟，除了心情郁闷的时候。

我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只是一时开不了口。我太了解他了，他会认为这是对我的失信。

“只是两年，我们可以等。”我说。

他愣愣地看着我：“是的，也许……只需要两年。”

这在昨天还给他带来震惊的消息，在今天听来似乎不那么难受了。也许对于德国失败来说，两年是太快了。但对于一份爱情的约定来说，两年并不算太长。

上午，我给元帅做了治疗，他的烧又退了一点，也不再那么怕冷。

“效果很不错，这个……能量治疗。”元帅很念着这个新奇的词，“明天我就可以回巴黎了。”

“明天？”萨维亚蒂和阿尔伯特同时喊道。

“明天您当然不能回巴黎。”正在查房的医生吃惊地说。

我和阿尔伯特对视了一眼，我并不惊奇。普鲁士军人的倔强，在这位元帅身上如果不是更强大，那就是超级强大。也只有在阿尔伯特和我的事情上，他出于对晚辈的爱做出了重大妥协。

“现在不是去年了，”元帅说，“最近斯|大|林勒格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全局。这次我去大本营开会，元首强烈谴责我，认为我构筑‘大西洋壁垒’太不上心，我怎么能继续这样下去？”

“元首没有强烈谴责您，他也不敢，”萨维亚蒂有点气愤，“毕竟您在上一次战争中身为将军时，他还是一名下士。再说，您也没有很不上心，您只是很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壁垒对整个局势影响有限而已……”

没有“很”不上心，大约也是“有点”不上心的。看来元帅也对德国的失败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从科雷格和阿尔伯特昨天的表现来看，他们这两个“热血”的少壮军派官显然还做不到对结局保持冷静。元帅在軍事上毕竟多年经验，而且经常要通盘考虑整个战局，所以心理预期更符合事实。

“但以您的身体状态，绝对不适合乘飞机旅行。”医生坚持说，然后望向我们，希望得到赞同。

当然，没有人附和他。因为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萨维亚蒂，都知道元帅的决定是劝阻不了的。

要不要去叫沙医生？我想，让他在这里再敲碎一个骨头，会不会有用？

“西贝尔，”元帅看着我，“你跟我去巴黎吧？也就三五天，顺道让我享受一下你的治疗。——这样总可以吧？医生，难道您信不过西贝尔的治疗？”

“这，这，埃德斯坦小姐的治疗效果有目共睹，只是不知道，不知道……”医生说。

“就这么定了。”元帅愉快地说。

“好！这次就先不带贝儿去海德堡了，去巴黎！”阿尔伯特也高兴地说。

“我有说，让你同去了吗？”元帅嫌弃地扫他一眼。

阿尔伯特噎住了。

“对，为了元帅的身体，你就不要去了。”萨维亚蒂说。听起来就好像让元帅生病的是阿尔伯特一样，虽然在大本营的争吵也算是“罪责难逃”。

阿尔伯特无辜地望向病床，元帅闭上眼不睬他。他又望向我，我也不明所以。

“没有我陪着，贝儿会不开心的……”阿尔伯特很小心地抗|议，怕自己再背上“气坏元帅”的罪名。

“她会很开心的，我有些事要交给她！”元帅一抬下巴，“这次她给我治疗，我发现她是有专业技术的，之前她说要养活你的话竟然不是虚言。所以你不要总粘着她，影响她做事！”

阿尔伯特像一条被抛弃的金毛大狗，表情从愉悦到无辜，再从无辜到坚定。他打算钉坐在病房里，要和元帅冷战。

“阿尔伯特，来！”萨维亚蒂叫他好几声，阿尔伯特才随他出去，我也跟了出去。

“在大本营你寸步不让，元帅追到你家里，也依然让着你。现在他还病着，你就不能听他一次吗？”

“可是这次回来，我答应了要带贝儿出去。”阿尔伯特说。

“要不你悄悄跟到巴黎，我白天做事，晚上跟你幽会。怎么样？”我说。

这主意听起来小刺|激，阿尔伯特神采奕奕，被萨维亚蒂打断：

“不可以！不要打歪主意。元帅不是小孩，别想糊弄他。他说话算话，西贝尔是去工作的。”

“他还不是小孩？本来就是倔脾气发作，还得我们让着他、哄着他、陪着他。”阿尔伯特说。

“错了！”萨维亚蒂严肃地说，“你只有气他，而陪他的是西贝尔。”

接着，萨维亚蒂放柔声音对我说：“西贝尔，你愿意陪陪元帅，让他快点好起来，对吧？你是个好姑娘，元帅在离开你家的路上还告诉我，说阿尔伯特要不是为了你这样的姑娘，这样的任性辞职是绝不被允许的。”

“我……会陪元帅去的。”人家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呢？”阿尔伯特无助地发问。

“元帅不让你去，就是不想见你。”

丢下这句极其残酷的真心话，萨维亚蒂不理会阿尔伯特的忿忿不平，回去病床边汇报：“元帅，阿尔伯特和西贝尔都已经同意了。我给您收拾行李。”

伦德施泰特元帅露出微笑。

第二天一早，元帅的飞机缓缓升空，飞得比舍伦堡的飞机平稳许多。我向下面的阿尔伯特挥手，他的身影渐渐越来越小，看不见了。

“西贝尔，阿尔伯特和你结婚要延缓，你会不会认为他不重视你们的感情？”

又来了。每次在阿尔伯特面前就强硬到底，一到背后就开始像老母亲一样替他打算。这样问，只怕是担心我会委屈，回去和阿尔伯特感情不睦。

“他是太看重我们的感情了，”我说，“差一点就忘记了自己要做的事，离开了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已经不再后悔把那则消息告诉了他。我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现在因为我的存在，他暂时偏离了自我，而我的提醒让他回归。他有他要做的事。

“命运？”元帅咀嚼着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呢？”

命运……

我也不完全清楚。

但我想，一个人选择了他该做的事，就是拥抱了自己的命运。

那是我们潜意识中不断涌出的渴望和追求，那是注定要体验的，必须要选择的道路。在这些路上，我们将失去必然失去的，守护凛然不可侵犯的；我们将遭遇无可回避的痛苦，也将找到无法替代的幸福。